中华文明早期，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同时面对洪水治理与土地开发。《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时以山川水系为界划分九个区域，被视为“九州”概念最早的实践形态。考古发现也显示，这种以水系脉络为基础的空间划分——既契合农耕社会的生产需要——也为早期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可操作的地理框架。
疆域称谓会随时代演变，地理版图也会因认知与治理方式变化而调整。但一个文明对“从哪里来、如何成为我们”的回答，往往沉淀在长期沿用的观念与符号之中。“九州”之所以历久弥新，不在于它是否能与今天的行政边界一一对应，而在于它以山河为骨架、以治理为线索、以认同为内核，记录了中华文明在连续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体想象。理解“九州”，也是在历史深处寻找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与前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