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业态下传销形态更隐蔽，分界线亟须明确 近年来，一些打着“平台招商”“会员制消费”“社群团购”“数字资产”等旗号的经营活动，借助互联网快速扩散，表面披着“推广”“分享”的外衣，实质上却可能落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层级返利”的传销套路；对监管部门而言，既要依法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借名目牟利；也要避免把正常经营和创新模式简单贴上“传销”标签。因此，准确把握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是规范执法司法、保护合法经营、维护群众财产安全的重要前提。 原因——“有无真实商品”背后指向的是经营目的与收益结构 从制度设计看，我国对传销行为实行行政规制与刑法规制并行：行政法规侧重纠治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性传销，刑法侧重打击以发展人员为核心、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传销犯罪。实践中，关键差异不于表面是否“有货”，而在于“商品是否真实”“交易是否真实发生”“企业盈利是否主要来自商品价值”。 一类情形中，企业确有商品或服务，会员缴费后能够获得相应交付，收益虽然与团队规模、推荐关系挂钩，但企业利润主要仍来自商品销售，传销在其中更像是一种违法的营销工具。另一类情形中，商品只是幌子甚至并不存在，“产品”常被概念化、虚拟化包装，参与者获利主要依赖不断拉新、层级返利和资金转移，一旦新增人员停止，资金链就会断裂，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特征，社会危害更大，也更符合刑法打击的对象。 影响——同样“拉人头”，性质不同决定处置方式与社会后果 从执法实践看，“拉人头”并不必然构成刑事犯罪。有关案例显示：在一些案件中，经营主体销售食品、日化等实物商品，参与者缴费后能够实际提货；奖励制度虽设直推奖、对碰奖等层级激励，但整体仍围绕商品流转展开，监管机关多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为主，重点在于及时叫停违法模式、纠正经营秩序。 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参与者即便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推荐奖励，奖金、分红、代理提成几乎完全按发展人数计算，缺乏真实交易和合理定价支撑，所谓“收益”本质是会员资金在层级间的转移与分配。这类模式往往伴随高回报承诺、强组织化管理和洗脑式宣传，一旦崩盘易引发群体性财产损失，组织者、领导者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差异不仅决定法律后果，也直接影响治理成本：经营性传销主要扰乱公平竞争和消费秩序，治理侧重市场监管与规则纠偏；诈骗型传销则直接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治理侧重打击犯罪、追赃挽损与风险处置。 对策——以“商品真实性+经营目的”构建可操作的识别框架 为提高识别与处置的精准度，办案与监管实践普遍强调从“事实链条”而非“宣传话术”入手，围绕两条主线综合判断：一是商品或服务是否真实存在并可交付；二是经营目的与收益来源是否主要来自商品价值而非人员扩张。具体可从以下上把握： 一是看商品是否客观存，能否在市场中独立定价与流通，防止以概念、权限、积分等“空气化项目”冒充产品。 二是看质量与价格是否符合基本市场常识，是否存在明显“高价低值”，或以“包装溢价”掩盖资金盘本质。 三是看是否实际交付，参与者能否取得并正常使用商品，是否长期以“排队发货”“锁仓激活”“升级才能提货”等方式拖延履约。 四是看经营重心是否偏离商品交易，是否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下线、培训拉新、制造暴富预期，并以此作为盈利核心。 五是看退出与退货退款机制是否畅通，是否设置苛刻门槛甚至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换，形成“只进不出”的资金闭环。 上述要素若多数成立，相关行为即便存在层级计酬、收取费用等特征，通常更可能被认定为行政违法并依法纠治；反之，如商品虚化、交易缺失、收益高度依赖拉新返利，则应警惕触及刑事红线。 前景——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端预警”，形成协同治理闭环 面对网络化、跨区域、隐蔽化趋势，传销风险治理需要继续前移：一上，市场监管、公安、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与线索联动，提高对异常资金流、集中投诉、群体性培训聚集等风险信号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社交平台、直播带货、私域社群等场景的合规提示与巡查，压缩违法模式传播空间。 同时，企业合规建设与行业自律同样关键。对合法直销、会员制营销等模式，应进一步明确边界、强化信息披露与透明规则，防止“返利激励”演变为“以人传人”的风险。对公众而言，应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对“低投入高回报”“躺赚分红”“拉人即可回本”等话术保持警惕，避免在情绪带动下盲目入局。
在市场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的背景下，厘清传销行为的法律边界具有现实意义；“商品真实性”这把标尺，既为市场主体划定创新发展的安全范围，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更可操作的执法参照。随着经济形态日益多元，如何在不压制商业创新的同时有效打击违法犯罪，仍需立法、执法、司法持续完善衔接与实践探索，推动市场活力与秩序维护之间形成更稳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