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关键五年，也是把发展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阶段；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偏弱——外部需求波动加大，地缘政治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扰动上升；国内方面，需求不足与结构性矛盾交织，部分行业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同质化竞争苗头，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创新预期。因此，如何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之间找到更优平衡，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外需拉动作用减弱，出口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同时，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传统要素驱动的边际效应递减，依靠土地、资本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消费意愿与投资信心仍需提振，一些领域存在“有产品缺市场”“有产能缺效益”的现象。更需警惕的是，个别地区在产业布局上追逐“风口”同向发力，容易导致项目上马过快、技术路线趋同、产能集中释放，进而引发价格战与利润下滑，反过来压缩研发投入与迭代升级空间，形成不利循环。 从影响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短期增长波动，更关乎中长期竞争力塑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与高端装备等领域竞争更趋激烈。若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可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承受更大压力。同时，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的人才供给与基础设施优势，仍为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提供了空间。把握好“十五五”窗口期，有助于在内外约束增多的情况下巩固发展韧性，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积蓄动能。 针对如何破局，林毅夫强调，应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运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起到政府作用，形成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合力。核心在于：一上，扩大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企业家精神作用范围，引导资本、人才、技术向效率更高的部门流动；另一方面，政府规划引导、公共服务、基础研究、规则供给、风险分担各上精准发力，弥补市场失灵，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率。 产业政策层面，要始终立足比较优势，避免简单照搬发达经济体路径，更要避免以行政偏好替代市场选择。对具备基础、具有扩张潜力的产业，可通过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标准与检测平台建设等方式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对竞争过度、重复建设较多的领域，应强化信息披露，以及能耗环保约束、质量与安全标准等制度性要求，推动落后产能有序出清，防止“内卷式”竞争损害产业生态。与此同时，要以“新质生产力”落地为牵引，突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场景应用拓展和产业链协同升级，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与就业支撑。 在扩大内需上，关键在于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预期为抓手，推动消费与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既要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提升公共服务与基础保障水平，释放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潜力；也要引导投资更多投向补短板、增后劲领域，尤其是现代基础设施、产业关键环节、民生保障与安全韧性工程，提升经济体系抗冲击能力和长期回报。对地方而言，应从“拼项目数量”转向“拼产业生态”，通过制度供给、人才政策、融资环境与开放平台建设提升综合竞争力。 从前景看，林毅夫判断，只要改革持续深化、政策合力推进、创新动能加快形成，我国在“十五五”期间保持年均5%左右增长具备现实基础。这个判断既来自我国产业升级与城镇化深化带来的结构性空间，也来自国内大市场形成的规模效应与技术扩散能力。未来一段时期，稳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并非对立，而需要通过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更强创新驱动与更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统一。重点在于把握节奏与力度，既防止短期波动放大对企业预期和居民信心的影响，也避免一哄而上带来新的结构性风险。
"十五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在于坚持科学决策，既利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既抓住新兴产业发展的机会，也守住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既关注增速，更重视质量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在新的五年里稳健前行，为实现2035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