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增长动力之争折射发展范式分化 对话中，与会嘉宾把讨论重点放“增长从何而来”；所谓“物理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货币规模扩张，而在于以科技创新带动劳动生产率提升，并通过系统性投资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与会学者指出，观察当下国际竞争与摩擦，一个重要切口在于各经济体如何处理“实体—金融”“长期—短期”“公共品—盈利性”之间的关系。不同选择正在影响各国的发展韧性和对外合作能力。 原因——金融化偏好与短周期治理削弱实体底盘 嘉宾表示，部分西方国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产业链外迁与金融部门扩张相互叠加，资本更多流向高收益、短周期的金融资产和服务业，而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制造业升级等长期投入相对不足。，政治周期与资本回报诉求共同推高“短期化”：政策倾向追求快速见效，企业更看重可量化利润；但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外部性强，难以匹配高回报预期，因而出现“想建但难建、承诺多落地少”的结构性矛盾。与会学者认为，当实体能力无法支撑消费需求与战略目标时，对外依赖上升、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大，一些国家在重塑竞争优势时更容易借助地缘政治叙事，从而加剧国际紧张。 影响——从发展能力到全球合作的连锁反应 对话认为，实体基础走弱的影响不止于国内经济：一是产业与供应链安全焦虑上升，政策更容易转向保护主义；二是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南方国家在交通、电力、通信、民生等领域的融资缺口更难弥合；三是国际合作被“阵营化”叙事带偏，经济议题被政治化处理，合作成本上升、信任赤字扩大。与会嘉宾以“火车已经离站”作比，认为一些国家在忽视实体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同时，低估了新兴经济体通过持续投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速度，由此产生的落差感与竞争焦虑，成为当前多领域摩擦的重要背景。 对策——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强化“科技—产业—基建—人才”闭环 围绕中国发展实践，嘉宾认为，中国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在于把实验室突破更高效率地导入产业体系，通过先进制造、数字技术、新能源、航天等领域的协同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话梳理出中国路径的几个特征：其一，以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衡量尺度，把发展落点放在就业、收入、公共服务和可持续能力上；其二，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将开放红利更多转化为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研发投入与教育培养；其三，以规划衔接稳定预期，通过中长期目标与阶段性任务共同推进，形成跨周期政策连续性与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会学者指出，这种“长期主义”不只是把时间拉长，更在于以制度化安排提高政策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更利于产业投资、技术迭代与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球合作层面，与会嘉宾对比多项西方基建倡议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后认为，基础设施具有典型公共产品属性，回报周期长、收益外溢明显，难以完全依靠偏好高回报的私人资本主导。若把基建合作主要当作政治动员或地缘工具，容易出现“声势大、落地弱”，进而削弱伙伴国信心。相较之下，更务实的合作应聚焦项目可行性、融资可持续性和运营管理能力，兼顾经济、社会与环境责任，并通过规则对接、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能力建设，提高项目全生命周期质量。 前景——以建设性合作对冲不确定性，发展仍是最大公约数 对话认为，世界经济复苏承压、绿色转型加速与技术革命叠加，意味着未来竞争更取决于实体能力、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联通水平。面向未来，国际社会需要的不是“排他性叙事”，而是可复制、可持续的增长方案：在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基础上，推动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产业协作与科技合作，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与会学者判断，谁能在长期投入、技术扩散与产业体系现代化上形成稳定机制，谁就更能在新一轮全球变局中掌握主动。
这场跨越东西方的对话指向一个关键命题：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来自实体经济的根基。当金融泡沫退潮，只有把科技进步与民众福祉更紧密结合的发展模式，才能在长期竞争中走得更稳。不同道路的选择，终将带来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