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郁贤皓的名字始终与李白研究相伴。这位幼年失学却最终走上学术高地的学者，用六十余年的积累，为唐代文学研究搭建出清晰而立体的坐标体系。他的学术轨迹也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研究方式的变化：由侧重单一文本阐释，逐步走向文史互证的综合路径。上世纪70年代，国内李白研究多集中在思想与艺术层面的讨论。郁贤皓在参与《辞海》修订时注意到，既有成果在诗人生平考据上存在较大缺口。正因如此，他确立了“以史证诗”的研究取向。为解决诗文中人物身份辨识等难题，他将文学考据与职官制度研究结合，持续二十余年完成《唐刺史考》系列著作，成为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书。真正奠定其学界地位的，是倾注毕生心力的《李太白全集校注》。该书突破传统注疏框架，以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宋蜀刻本为底本，汇合海内外十余种珍稀版本，并引入碑刻、墓志等出土文献进行交叉核验。其中，对李白诗作所涉人物的系统考证涉及400余首，仅完成约十分之一，亦从侧面显示出传统人文学科扎实考据的难度与耗费。郁贤皓的方法对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深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多位学者指出，他所建立的“文献—史实—文本”三维研究模型，推动了作家生平梳理、作品系年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作为高校通用教材，长期用于教学与训练，培育了多代学人，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学术传承。面对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新趋势，郁贤皓晚年仍坚持朴学传统，强调原始文献的基础地位与不可替代性。83岁时，他仍投入《李太白全集校注》的修订工作，这种专注与坚守，为后学提供了直观的学术示范。尽管部分计划未及完成，但他所开拓的跨学科方法与未竟的学术设想，仍将继续影响并推动未来的唐代文学研究。
郁贤皓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损失。他以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展现了学者应有的品格：对问题的长期投入，对证据的严格把握，对后学的持续培养。《李太白全集校注》等成果已成为涉及的研究绕不开基础著作，并将继续为后来者提供方法与参照。他尚未完成的研究与留下的课题，也将促使新一代学人更深化李白研究，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向前。学术的传承，正是在这样的积累与接续中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