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要从1982年11月说起，当时李伯藩给宾川县中医院挂上了牌子，自己当上了第一任院长。早年他在拉乌彝族乡那种缺医少药的地方干过，那时候的人有病只能硬扛。为了把医院办起来，李伯藩带着旧药材和租来的破平房，硬是把宾川中医院给撑了起来。 到了2001年夏天，国务院给了他特殊津贴的资格，但他压根没动心。他把省下的津贴换成了廉价药材和一张张写着“免费”的处方笺。李伯藩这辈子最怕的就是给国家添麻烦，国家发的工资够生活就行，要是真想发财当初就转行不干医生了。 2006年的时候，李伯藩正式宣布退休。可他把印一挂，转身就在自家小院支起旧木桌挂起“义诊”牌，整整十六年没歇过脚。就算是大年三十万家灯火的时候，他家的灯也照样亮着。每天的饭要热三回才能吃得上，因为随时都有急症病人来敲门。 昆明、大理的大医院给他递过橄榄枝，许了高薪和编制给他办，还有子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但李伯藩只回了一句硬话：“我的病人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我的病人。”按每号8元挂号费算下来，十几年就是两三百万了，但这老医生愣是一分钱没往兜里揣。 李伯藩看病有个规矩：只开方不卖药，把方子留给患者自己去抓。要是有人塞红包硬塞进来，他就笑着把钱卷在处方纸里推回去。实在推不掉的，他就顺手把药费减免一点。有人劝他收下也没人知道，他却摇头说：“医者父母心，账得算在病人心里。” 这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现在小院里。白天义诊八九个小时给乡亲们把脉开方，晚上还得回邮件接电话不收时差费。当别人问他图啥时，他说得很实在：“治好一个病人省下一剂药钱，我就赚了一块钱的良心安枕钱。” 故事到了尾声还得提到那位老院长。傍晚的小院渐渐安静下来时，李伯藩会关掉那盏昏黄灯泡收起听诊器挂好白大褂。十六年的义诊路在他脚下延伸成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巷子——巷子尽头没有招牌只有一缕草药与米汤混杂的清香。 明天太阳升起时，他又会在木桌后坐下继续为宾川人把脉开方讲那句温暖的老话：“别急慢慢调。”这就是李伯藩一辈子的坚持：从60年代跑到彝族乡筹建医院开始到现在；从被国务院授予津贴却主动放弃开始；从挂印退而不休继续义诊开始；他的这份坚守一直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