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典为牵引健全国家公园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破解权责资金与价值转化难题

问题——跨行政区治理成为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的关键关口。 国家公园包含着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与自然遗产保护任务,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期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国家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实现系统保护。制度框架深入清晰的同时,也把国家公园普遍存的跨域属性推到治理前台: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首批国家公园均跨越省域或多个地市县,生态系统边界与行政边界不一致,传统“分段管理、各自为政”的方式难以适配。 原因——体制机制“深水区”矛盾集中显现。 一是权责利配置仍不够顺畅。部分区域在生态保护责任、发展约束强度与财政承受能力之间不匹配,地方在严格管控下承受机会成本较高,但横向生态补偿、收益分享等机制仍不完善,影响持续投入与协同积极性。 二是制度标准有待进一步统一。国家公园统一管理架构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在跨省联动中——一些事项仍更多依赖协商与倡议等柔性方式,缺少可执行、可考核的刚性协调机制;执法标准、监测口径、特许经营规则等仍存在差异,导致协作效率和治理合力不足。 三是社会与市场参与渠道不够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偏初级,品牌化、规模化、资本化能力不强,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保护收益,反过来制约“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影响——协同不足将抬高保护成本,削弱系统性保护效果。 国家公园保护对象具有整体性与连通性,跨省域栖息地廊道、流域水源涵养、森林碳汇等生态功能难以被人为切割。若权责划分不清、资金保障不足、标准体系不统一,易造成“政策不同步、措施不一致、监管不衔接”,不仅增加跨域协调成本,也可能带来局部保护与整体目标偏离的风险。同时,生态产品供给与价值实现能力不足,会削弱国家公园在促进区域绿色转型、带动社区增收上的综合效益,影响公众参与与社会认同。 对策——以系统观念推进跨区域长效协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同向发力。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统分结合、权责匹配”的治理架构。跨区域治理的核心在于处理好“统一管控”与“属地责任”的关系。可探索由国家涉及的主管部门派驻机构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联合管理机制,推动规划、执法、监测、科研、宣教等关键事项一体化运行,降低跨域协同成本。加快完善国家公园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细则,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不同省域之间在保护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等的事权边界与支出责任,形成可操作、可监督的制度闭环。同时,推动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与地方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确保核心保护区管控要求刚性落实,一般控制区在守住底线前提下实现有序发展。 其次,优化资金投入机制,建立“央地共担、市场补充”的保障体系。建议将国家公园基础管护、监测科研、生态修复等稳定性支出纳入中央与省级共同财政事权,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安排,提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地区支持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拓宽市场化资金进入渠道,依托统一品牌与生态产品认证,跨区域联动开发林业碳汇、水权交易、特许经营等价值转化项目,并建立与保护贡献、资源禀赋、管护强度相匹配的收益分配机制,让“多保护者多受益”成为可预期的制度安排。 再次,强化科技与产业支撑,打通“精准监测—价值核算—品牌溢价”的转化链条。加快建设覆盖国家公园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对珍稀物种分布、栖息地连通、森林碳汇、水源涵养等关键生态资产开展协同感知与动态核算,为生态补偿标准、碳汇项目开发、生态权益交易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底座。同步推进国家公园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国家公园”母品牌与各园特色子品牌协同的品牌矩阵,对符合标准的农产品、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文创产品实施统一标识、统一认证、统一溯源,通过“标准共定、品牌共建、市场共拓”破解优质资源难以形成优价、分散供给难以凝聚合力的问题。以武夷山等跨省国家公园为例,可围绕生态旅游与自然教育,联动打造跨省精品研学线路和文化生态体验场景,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并成为跨区域政策对话与协作的常态平台。 前景——制度牵引下协同治理将走向常态化、精细化和可持续。 随着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将从“搭框架”转向“强运行”。可以预期,跨省协同将更强调统一规则、统一标准和统一数据支撑,生态补偿与收益分享机制有望加快落地,市场与社会参与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通过把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与区域绿色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国家公园将更好发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综合效应。

国家公园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破解跨区域治理难题,不仅关系到生态安全屏障的巩固,也检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协调局部与整体、统筹政府与市场,仍需持续探索符合国情的路径。这既是当下必须作答的问题,也是对后代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