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一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招人规定里，“35岁以下”的限制没那么严格了，这给打破年龄这堵墙、让人才顺利晋升提供了方向。全国政协委员刘媛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她觉得得让这种好政策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把国企和私企也带动起来。刘媛媛认为，现在找工作不光是岁数的事，“年纪门槛”把年轻人的出路和市场情况给卡死了。 现在大家读书读得越来越久，读硕士博士的人进职场的时间都被推迟了，固定的岁数要求把大家的发展空间挤得更小了。而且，2026届大学毕业生预计有1270万人，这又是一个新的记录。“技能跟不上岗位”，导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企业也招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刘媛媛建议，选人用人不能光看岁数，得看实际能力、业绩还有潜力，项目经验、资格证书这些实操本事才是重点。对于那些需要经验的技术活或者管理岗，可以给企业发个指引，鼓励他们列出“大龄友好岗位”的单子，把这部分的用人成本算进企业交税的抵扣里。 教育方面也得跟上节奏，学校要多和企业对接。针对现在市场急需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这些行业，学校得开新课，让学生刚毕业就能用上专业技能。 科研领域的“年龄”要求更硬气。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戚益军教授说，现在评青年科学家项目的钱时，生理年龄是主要门槛。比如“优青”项目要求男的不能超过38岁、女的不超过40岁。这种一刀切的标准把一批想大器晚成的学者挡在了门外。戚益军分析这有三个毛病：一是没看到人成长的路子不一样，有的博士因为带孩子、还债或者换了专业深造，毕业时就超过了岁数线；二是违背了搞研究的规律，出成果和年纪没必然关系；三是让人急功近利。 为此戚益军建议在青年基金的评审里引入“学术年龄”的概念，搞个生理年龄和学术年龄并行的双轨制。“学术年龄”可以算你拿到博士学位或者开始做全职科研工作的时候算起，这更能看出你在学术上攒了多少本事。申请的时候申请人自己挑用哪种标准来算，只要满足一种就行。评审的时候把这两种渠道的人放在一起比创新能力和质量。这样的改变能给“大龄博士”还有跨领域学习的人公平的机会。 艺术圈和科研圈不一样。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说，搞艺术的很多时候35岁还被当作年轻人看待。像齐白石那样的画家，60岁才开始画、70岁成了名、80岁才火起来是常事。画画不光靠年轻时候的劲头，还得靠多年的经验积累。所以艺术行业对年纪没那么敏感。但吴洪亮也承认想彻底打破岁数限制不是喊两嗓子就行的事。 吴洪亮拿他自己单位招人举例说，有个本科就能干的活儿来了好多博士竞争。最后赢了的是个博士后。机构看起来挺满意的人选。但背后是学历的内卷越来越厉害。一个人读到博士后还没正式踏入社会就快40岁了。如果这时再被“35岁门槛”拦住，简直就是浪费人才。 更难办的是岗位不够多。如果工作机会有限光放开年龄限制只会让老员工和新员工抢饭吃。年纪大的有经验有资源嗓门大；但年轻人也需要动力往上爬。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AI抢饭碗、国际形势复杂……就业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了。所以讨论“35岁门槛”得放在国家整体层面来看经济形势、人口结构还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比例上去想问题。 吴洪亮觉得最管用的办法是创造新工作机会。他分享了北京画院正在做的事：把齐白石这个大IP用好，跟非遗手艺还有新媒体结合起来做出新东西。在北京副中心正在建的那个占地近12万平方米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就是做这些探索的地方。 教育部得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还有“北京画院”这些单位都在给国家出谋划策。不管是刘媛媛说的能力优先还是戚益军讲的双轨制评价体系，“35岁门槛”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还得靠政策和制度上的大变革。“北京艺术博物馆”就是用实际行动给大家做的一个好榜样。 年轻人没了工作机会就容易躺平或者被迫转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更多人才去支撑；“北京画院”利用“文化IP”创造新岗位的做法值得推广；“中央民族歌舞团”作为国有单位也在打破固有模式；“北京”这个大城市需要更灵活的就业政策来应对“AI”带来的挑战；“教育部”要把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调整好；“2026届”的1270万毕业生找工作不能靠模糊的年龄规定来解决；“12万”平方米的博物馆建设就是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戚益军”和“吴洪亮”两位教授从科研和艺术两个领域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刘媛媛”的建议聚焦在提升用人标准上；“大龄人才友好岗”是为了留住那些大器晚成的人；“全国政协”的平台给委员们提供了建言献策的机会；“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