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那十年，在长安过得挺复杂，好像他的理想总跟那个宫廷对不上。一开始他还没进长安那会儿，老拿笔杆子怼人。比如他写青海那边打仗，“大丈夫报效国家”就别老想着去抢“边功”，其实就是在骂唐玄宗爱面子、好大喜功；他还写战马嘶鸣，听起来像打仗，其实句句都是在数落朝廷瞎花钱、边疆打仗都是骗人的。那个时候他就把诗当枪使，专门指着朝堂那套浮夸的东西和边疆那些虚的事儿。 等他真的进了宫，唐玄宗亲自给他调羹、写诏书让他当翰林，那会儿李白还在兴奋头上呢。酒劲儿还没散，他的诗风立马变了：“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从以前反对打仗变成现在夸赞边疆立功。其实这是因为他想在宫里混下去，先顺着皇上的心思说点好话，才能离皇上近一点。 不过在宫里待久了，他也看见了不好的一面。玄宗后来去西边跑了、后宫没什么人伺候了、老百姓饿肚子。有一次他在御沟里看到废了的帐篷没人收，回来的马都知道天黑了。以前那股子锋芒又被勾起来了：边疆打仗不停，老百姓的力气都要被榨干了。于是他就把对国事的不满写进了思妇的闺怨里。 王安石后来骂李白十句诗里有九句写女人和酒，觉得他人格低下。其实李白借的是那些思妇的愁绪——女人发愁正是因为皇上偷懒；奏乐的琴弦断了也是在哭边疆的惨状。王安石是个直肠子当大臣的人，听不惯绕弯子说话的人。 李白不甘心只当皇帝身边的闲客，他还想当皇帝身边管文书的“中书舍人”。可是写那封诏书后面牵扯了多少大臣的利益啊？有一次他喝醉了让高力士给他脱靴子，大声唱“仰天大笑出门去”，还说自己是“酒中仙”，结果得罪了整个宦官集团。于是流言就出来了：杨贵妃嫌弃他、高力士陷害他……唐玄宗耳边的风都开始听别人的了。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这事儿在魏颢写的《李翰林集序》里找到了答案——凶手就是张垍。张垍是宰相张说的儿子，当时权力很大。李白平时不喜欢拍马屁，当着众人面说张垍“文章不压人”，所以结下了仇。张垍趁着皇上不想管事的时候递上一封说李白是疯子的奏折，李白就从大红人变成了闲散的“翰林待诏”。 到了要走的时候，玄宗给他五百两金子、十箱锦绣作为赏赐。大街上敲锣打鼓欢送他离开，可李白心里却觉得碎了一地。“失意”这两个字被一大堆金银财宝包裹着。他带着皇帝给的酒、满肚子的诗稿又回到了人间。那一年他写了《行路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不是写诗不行了，是那个大门把他关在了外面。 最后李白用这十年证明了一件事：诗人可以写诗讽刺边疆打仗、可以寄信给女人表达忧愁、也可以醉倒在长安城里喝酒赏月。可他就是没法在那朱红的墙里面种一棵自由的桃树。他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很多没说出来的话；带走的却是永远签不下去的空白诏书。后世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不肯低头的背影——在权力的战场上输了一仗；但在文学的天空里却成了永恒的“谪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