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西班牙《人报》近日刊登评论文章，通过对比中欧两种发展模式，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对技术转型战略的深层思考。 文章作者指出，欧洲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存在一个突出现象：讨论热烈、共识众多，但行动滞后、落地困难。各类监管草案层出不穷，伦理辩论愈演愈烈，然而真正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应用却进展缓慢。这种"言辞高涨而行动滞后"的现象反映出欧洲在应对技术变革时的结构性困境。作者强调，当全球竞争对手已掌握真正的技术能力时，空洞的修辞和理论讨论已无法维持竞争优势。 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鲜明对比。根据中国研究机构的数据，2016年至2023年间，中国人工智能投资从150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130亿元人民币，增幅超过十倍。此外，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并未萎缩，反而保持稳步增长，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也持续上升。这表明中国成功实现了人工智能发展与传统经济增长的协调推进，避免了西方普遍担忧的"自动化导致失业"的困境。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产业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对象，更是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工具。政府通过事前决策而非事后调整，明确引导哪些类型的技术应被优先发展，如何将其融入现有产业体系，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实现规模化应用。这种前瞻性的政策设计确保了技术转型的开展和可控性。 在就业问题上，中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文章指出，在人工智能密集型经济体中，就业状况更多取决于技术设计本身，而非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机制。这意味着，通过科学的技术政策和产业规划，可以在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同时，维持就业的相对稳定。中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的平衡。 相比之下，欧洲虽然在人工智能监管和伦理框架建设上取得显著成就，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堪称国际典范，但这些成就并未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欧洲的问题在于，它监管技术风险，却不设计发展路径；它强调价值观和伦理，却难以将其与产业积累、技术能力和资本投入相结合。这导致欧洲陷入一种自满状态：拥有完备的监管体系，却对技术部署方式缺乏实质影响力。 文章作者警示，欧洲若继续沿着当前路径发展，将面临双重困境：既非全球技术的引领者，也难以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沦为他国技术的消费者，拥有一套精致但难以落地的监管框架，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方向缺乏话语权。 这一观察触及了当代经济竞争的本质问题。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仅有监管框架和伦理共识是不够的，更需要明确的产业战略、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中国的经验表明，将人工智能视作经济主权和工业实力的关键载体，通过系统的产业政策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可以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不只在"能否立规"，更在"能否成势"。把风险治理与发展路径统筹起来，把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贯通起来，才能让规则具有现实支撑、让创新形成持续动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方都需要在开放合作与安全可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以更扎实的产业能力建设回应技术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