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1年，晋国在骊姬之乱后出现权力真空。流亡在外的公子夷吾以割让河西五城为条件换取秦穆公支持，同时向国内权臣里克许诺封地，最终成功即位，史称晋惠公。然而即位后，他很快显露出政治投机的一面——以“群臣反对”为由拒绝兑现对秦的承诺，并转而设计诛杀里克等功臣。此连串失信之举，为晋秦冲突埋下隐患。历史学者分析，晋惠公的决策存在三重误判：其一，低估秦国维护战略利益的决心，河西地区关乎秦国东进布局；其二，忽视国内权力平衡，清洗功臣削弱了统治基础；其三，错判灾害时期的国际道义尺度。晋国遭遇饥荒时，秦穆公秉持“救灾恤邻”出手相助；而次年秦国受灾，晋惠公却趁机发兵，这种违背春秋时期“仁义”共识的做法，直接引发韩原之战。
历史反复证明，诸侯竞争不只取决于兵甲与土地，更取决于信用与人心；以利益换支持却不守其约、以清算求稳却破坏共识，往往会把一时得势变成长期隐患。晋国这段风波提醒后人：治国要立信、立制、立界，能兑现的承诺，才是最可靠的权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