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披着“查询服务”外衣倒卖位置信息，形成隐蔽链条；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案件显示，自2024年10月起，张某、黄某通过境外通讯工具承接非法“定位订单”，指使某通信公司运维工程师李某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查询指定手机号码的基站定位信息。查询结果包含经纬度、地图点位和时间等要素，经由杨某转递后出售给上游不法分子，最终流入灰黑市场。2025年5月，公安机关侦办关联案件中循线侦查，将4人抓获。司法鉴定显示，涉案被非法查询的位置信息达1000余条。 原因——内外勾连、利益驱动与管理漏洞叠加，滋生“数据倒卖”空间。一上，违法团伙以虚拟货币兑换结算，并借助跨境软件联络、对资金链“去痕迹化”，提高隐蔽性，折射出黑灰产业对新型支付与跨境工具的依赖。另一方面，“内鬼”借岗位权限突破合规边界，说明部分关键岗位权限隔离、操作留痕审计、异常查询预警诸上仍有薄弱环节。此外，社会上对“定位不精准，危害有限”的误判，也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检方在办案中针对“基站定位并不精确”的辩解开展核查：对涉上海的81个涉案号码进行比对，其中51个号码的查询结果与实际位置误差不超过1公里。办案人员指出，对同一号码多次查询并结合时间点，已足以拼接出行踪轨迹，使零散信息汇聚成可识别、可指向的个人行为画像。 影响——从个体安全到公共利益，位置数据外泄的危害更直接、也更易扩散。实时或准实时位置信息一旦被非法获取，可能被用于跟踪盯梢、敲诈勒索、精准诈骗、商业竞争中的不正当手段等，直接威胁人身与财产安全；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持续侵害，也会削弱公众对数据治理与通信服务的信任，抬高社会运行成本。更值得警惕的是，位置数据的敏感性不止在“点位”，还在于其可与通信、支付、出行、社交等信息交叉关联，更增强识别能力、放大风险等级。基于此，对应的司法解释将“行踪轨迹”等纳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强调对侵权行为依法从严规制。 对策——证据闭环与协同治理并举，推进“惩治+修复”同步落实。检方围绕鉴定意见、聊天记录、资金流水等证据形成闭环，依法认定4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检方研判认为，该案侵害对象广泛、社会危害突出，已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25年7月，检方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启动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履职机制，并围绕“修复成本”“社会危害”开展专门调查与证据固定，推动对公益损害进行量化认定与责任落实。2025年12月，经法院主持调解，检方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其中李某赔偿9万余元，张某、黄某各赔偿5万余元，杨某赔偿3万余元。随后法院作出刑事判决，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50万元至4万元不等。 前景——制度约束与技术防线同步升级，压缩“内鬼”空间、斩断黑产链条。此案传递出清晰信号：位置信息并非“模糊数据”，一旦具备可识别性、可关联性并能刻画轨迹，即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面向未来，通信及相关数据处理主体应进一步强化关键岗位权限治理，落实最小必要原则，完善分级授权、双人复核、全量留痕与异常访问预警，提升对“高频查询、跨区域查询、非工作时段查询”等风险行为的识别与处置能力；同时，行业监管与司法机关可继续深化线索共享与跨部门协同，针对境外软件联络、虚拟货币结算等新型作案方式，加强对资金流、信息流、数据流的综合研判，提高对链条化犯罪的打击精准度。对社会公众而言，也应提升位置信息安全意识，审慎授权，及时关闭不必要的定位权限，减少敏感信息在不可信渠道流转。
这起案件的办理，反映出司法机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打击对应的犯罪上的持续推进。从“内鬼”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查询并倒卖信息，到检察机关运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推动责任承担与公益修复，案件处置兼顾惩治与治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个人信息的价值与风险同步上升，隐私与信息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各行业应以此为戒，完善信息安全制度与技术防护，加强关键岗位合规管理和员工教育；执法司法机关也应保持高压态势，持续提升对新型作案手法的发现和打击能力，更有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