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1岁的李幼平，这辈子当过两次“拓荒人”，一次在大戈壁，一次在数字云端。 1964年10月那天，我刚满29岁，就被紧急调进核武器研究院，从此隐姓埋名在戈壁深处。那会儿“两弹结合”刚试完，总理周恩来和大伙都在琢磨：能不能不爆炸，让数据自己说话？王淦昌、陈能宽这两位老先生早用地面试验摸清了核心参数，可怎么把这一套搬上天空？ 我拍着胸脯接下这差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我和同事硬是把无线电遥测做成了一把“隐形尺子”。导弹一上天，地面站不拆一颗螺丝，就能实时看到电压、电流、压力这些曲线。这套“无核爆炸鉴定法”让咱们多种型号的核弹头顺利定型，既保住了安全红线，又省了好几亿试验经费。 到了70年代，导弹射程越打越远，弹头再入大气层时遇到“黑障”——微波信号全被烧断了。我在计算机前熬了多少夜啊！最后我定了个招：慢记快发、边记边发。先把数据缓存再打包像快递一样发。从那以后，不管导弹飞到哪，数据都没丢过。 进入新世纪，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我提出“双结构互联网”，让政府网络做高速公路，民间力量做毛细血管；还喊出“存文化于民间”。作为标准制定者，我牵头写了我国第一个内容元数据国家标准UCL。 1999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时候，手里的奖状一大摞：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技术科学奖……可我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些黄沙漫天的日子。 国士无双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