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县域农业现代化推进中，普遍面临“动力不足、谁来种地、卖得出去、地怎么用、安不安全”等共性难题。
对和平县而言，农业资源较为分散，村集体经营能力不强，农户生产经营“小而散”，叠加耕地撂荒治理、农产品流通体系薄弱等因素，容易造成生产端缺服务、销售端缺渠道、治理端缺标准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原因：一是组织体系与利益联结不紧，村集体、经营主体与服务平台之间缺少稳定的协作机制，导致项目推进“各管一段”、资源整合效率不高。
二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程度不足，农机、农资、技术、托管等服务供给不均衡，农户面对市场和技术风险“不会种、不愿种”。
三是农产品流通对接市场能力偏弱，标准化、品牌化不足，订单与渠道不稳使种植结构调整缺少抓手。
四是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在部分地区仍存在成本高、协调难、效率低等现实障碍。
五是食品安全监管链条长，若检测溯源体系不健全，直供配送难以形成规模与信誉。
影响：这些问题若长期存在，不仅影响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也会削弱乡村产业发展后劲，进一步拉大城乡要素流动与公共服务差距。
对村集体而言，产业项目落地难、分红能力弱，会影响基层治理和共同富裕的基础；对农户而言，就业增收机会不足，容易形成“劳动力外流—土地撂荒—产业空心化”的循环。
与此同时，食品安全与质量标准缺位，还可能削弱消费端信任，抬高交易成本，压缩农业经营主体利润空间。
对策：围绕上述堵点，和平县以“五个机制”推进“社村”合作，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化路径。
一是以规范化组织运营机制增强内生动力。
当地探索构建“联合会+运营公司+村集体持股平台”三位一体架构：联合会统筹规划与项目计划，运营公司推动项目落地，持股平台依据村集体贡献度进行收益分配，推动合作从“松散联合”转向“规则明确、责任清晰”。
据介绍，2024年8个试点村中有6个村实现分红共70万元，体现了利益联结机制对村集体增收的带动作用。
二是以社会化服务管理机制解决“谁来种地”。
和平县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全程托管行动，在省供销社相关企业支持下，完善“县镇村联合+全程化服务”体系，围绕农机作业、农资供应、土地托管等关键环节统一调度，降低农户自种成本与技术门槛。
当地建成供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形成服务集成枢纽，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与抗风险能力。
三是以市场化运营交易机制疏通销售渠道。
通过广泛对接市场需求，推动订单农业落地，并结合粮食集中收储、“放心食材进校园”等举措拓宽销路，增强产销衔接确定性。
与此同时，通过示范自建、合作共建、引领创建等方式培育供销农场，推广“订单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联动“供销一张网”等平台资源，提高农业经营的规模效应与议价能力。
数据显示，目前和平县在建供销农场16家，2025年以来完成订单种植水稻1886亩、豇豆216亩、玉米455亩，订单牵引作用逐步显现。
四是以规模化流转复耕机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针对撂荒耕地治理与土地碎片化问题，当地探索“村集体集中流转—国企统一收储—农企承包耕种”模式，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化耕种，并以分级奖励方式激励镇村提升流转成效。
2024年以来，通过该模式完成土地流转9337亩，推动耕地资源从“沉睡”走向“增效”。
五是以标准化检测溯源机制守住安全底线。
围绕直供配送的关键环节，当地从源头认证、生产流程、验收机制到检测处置建立制度闭环，并对检测不合格基地实行“一票否决”，把好“田间到餐桌”的安全关，提升公共采购与消费市场对本地农产品的信任度，为规模化销售提供基础支撑。
前景：从更大范围看，和平县的探索契合广东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方向，其关键在于以制度设计把“供销体系的服务优势、村集体的组织优势、市场主体的经营优势”有效叠加，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下一步，模式能否持续见效，取决于三方面：其一，订单农业与直供渠道能否进一步拓展并稳定价格预期，促进种植结构优化与品牌培育；其二，社会化服务能否在成本、效率、农户满意度上形成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带动更多乡镇村参与；其三，检测溯源体系能否与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数字化监管协同推进，使“安全、稳定、可追溯”成为竞争力。
随着供销农场和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预计“社村”合作将在带动村集体增收、促进就近就业、提升耕地利用和农产品供给质量等方面释放更大综合效益。
和平县"社村"合作新模式的成功探索，充分体现了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新思路。
该模式通过创新供销合作机制，整合社会化服务、市场化交易、规范化运营等多个维度，形成了破解农业发展难题的系统方案。
这一经验表明，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供销合作、龙头企业等主体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随着改革深入推进，这一典型案例有望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借鉴，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