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技术场景下责任边界需明确 随着智能网联技术普及，一些驾驶人对"辅助驾驶"功能理解有误——甚至混淆为"自动驾驶"——导致放松警惕、脱离操控。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指出：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仍应承担刑事责任。该表述针对现实风险，技术迭代与法律认知存在时差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规则释放清晰信号，守住道路交通安全底线。 原因——量产功能多为辅助，驾驶主体仍是人 我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驾驶自动化分为0至5级。其中0—2级属于辅助驾驶范畴，已广泛应用；3级及以上仍主要处于试点阶段。按照分级标准，0—2级系统的核心特征是"辅助"而非"替代"：系统可在特定条件下帮助车辆保持车道、跟车巡航或紧急制动，但驾驶人仍需承担总体责任，持续观察道路环境并随时接管。因此，醉酒状态下开启辅助驾驶并不能改变"驾驶机动车"的实质属性，更不能成为规避法律责任的理由。 影响——司法指引强化预期，遏制侥幸心理 宁波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提供了具体参照：2023年3月凌晨，被告人孙某迪未取得驾驶证且饮酒后驾车上路，在高速路段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发生追尾。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事故认定显示其存在醉驾、无证驾驶及不规范驾驶等过错并负主要责任。庭审中，其辩称开启系统后未实施驾驶行为。法院认为，启用系统属于驾驶辅助性质，驾驶人仍负监管与控制义务；其在驾驶室打瞌睡、怠于监管，不符合安全驾驶规范，事故责任应归于驾驶人而非系统。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并根据无证醉驾、造成事故且负主责等情节从重处罚。 这一裁判逻辑与最高法报告所强调的"科技应用须守法律底线"相呼应，有助于统一社会预期：无论车辆配置何种辅助功能，只要不具备法律与技术意义上的"替代驾驶主体"能力，驾驶人就不能以"系统在开"为由降低注意义务，更不能以此对抗刑事追责。 对策——多方共治，补齐认知与监管短板 一是加强法治宣传与驾驶教育。对辅助驾驶的能力边界、适用条件与接管要求进行常态化提示，将典型案例融入驾驶人教育与警示宣传，重点纠正"开启即脱手脱眼脱脑"的错误观念。 二是强化企业合规与产品提示义务。推动车企在用户手册、车机提示、销售环节诸上明确功能等级与限制条件，完善疲劳监测、脱手检测、接管提醒等机制，减少误用、滥用、过度信赖带来的风险。 三是提升执法与司法协同能力。交通管理部门可结合事故数据与违法行为特征开展针对性治理；司法机关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继续明晰"何为驾驶行为""何为监管义务"，确保规则可预期、可执行。 四是推动标准与规则动态衔接。随着更高等级自动驾驶试点推进，应道路准入、数据记录、责任划分、保险机制等上预先研究，形成与技术成熟度相匹配的制度供给，避免"技术跑在前、规则跟不上"的空档。 前景——技术进步不改变底线，规则将随场景更精细化 从发展趋势看，车辆智能化将持续提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辅助驾驶仍将是市场主流。最高法工作报告释放的信号表明：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酒驾醉驾的法律红线不会因功能升级而松动；只要驾驶人仍是法定意义上的驾驶主体，就必须对车辆运行安全承担不可转移的注意与控制义务。未来，随着更高等级自动驾驶逐步扩大应用范围，责任认定或将更趋精细，但前提仍是以公共安全为核心、以事实能力为依据、以法律规则为准绳。
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不意味着驾驶人可以将安全责任转嫁给机器。最高法的这个明确表态，既是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坚守，也是对未来科技应用的规范。它提醒所有驾驶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安全驾驶的责任永远在人。只有当驾驶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真正将法律责任内化于心，才能让科技进步真正造福社会，而不是成为规避责任的借口。这也是法治社会对科技应用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