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经过：一场酒局，一条人命，一纸判决 2025年4月9日深夜，浙江省宁海县居民张某某受邀参加陈某1组织的聚会，先在KTV饮酒，后转至餐厅继续夜宵，期间与陈某1、陈某2共同饮酒。饭局散场后，张某某独自驾车返家，途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当场身亡。经司法鉴定，其血液乙醇含量高达177mg/100mL，远超醉驾认定标准，依法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事后，张某某家属将陈某1、陈某2诉至法院，要求二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2在活动接近尾声时已离席，且无证据证明其离开时张某某已处于须立即制止的紧迫危险状态，故不承担法律责任。而陈某1作为本次聚会的组局者，与张某某共同饮酒，酒后同车返回工作室，并在张某某最终驾车前与其最后接触，对其负有更为直接的即时性注意与防范义务。 陈某1辩称，自己曾当面劝说张某某不要开车，对方答应后自己方才离开，凌晨3时许又致电再次叮嘱，并建议叫代驾。然而法院认为，其所负注意义务不应止步于口头提醒，而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包括协助联系代驾、通知家属接送或将其安置于安全场所等。陈某1未能充分履行上述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且该过错与事故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最终，法院判决陈某1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死者家属106898.5元。 二、法律分析：情谊行为背后的照顾义务从何而来 共同饮酒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情谊行为，本身不产生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当饮酒行为引发人身安全风险时，同饮者之间便形成了相互照顾的附随义务。这个义务的认定，须结合具体情境，以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为衡量基准。 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主任庞九林指出，两人对饮时，若一方醉酒，另一方明知其可能面临危险，便负有照顾义务及相应法律责任。多人聚餐场合中，组局者因主导聚会、对参与者负有更强的关注义务，其责任相对更重。其他参与者若与醉酒者相识、存在劝酒行为，或明知其醉酒状态而未予照顾，同样须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反之，若参与者与醉酒者素不相识，既无劝酒行为，饭局结束后亦未与其同行，则一般不负照顾义务。 就赔偿比例而言，实践中酒局参与者承担的责任通常不超过10%，最高不超过15%。庞律师特别强调，所谓照顾义务，绝非仅限于口头警告或言语劝阻，而是要将醉酒者安全送达住所或酒店，或通知其家属前来接送，乃至必要时报警处置，方可视为切实履行了照顾义务。此外，若参与者本身亦处于醉酒状态，丧失了照顾他人的能力，则不应苛求其承担对应的义务与责任。 三、延伸风险：醉驾伤及第三方，同饮者是否连带受责 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类情形，即醉酒者驾车后造成第三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酒局参与者是否须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庞律师明确表示，只要参与者未与醉驾者同乘车辆，一般不承担对第三方的赔偿责任。但若清醒者与醉驾者同乘，甚至对其驾驶行为进行指挥，或将自己的车辆借予醉酒者驾驶，则可能产生民事赔偿义务。，上述情形下清醒者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民事层面的连带风险不可忽视。 四、社会背景：酒桌文化盛行，法律意识亟待提升 此类案件的频繁出现，折射出当前社会饮酒文化与法律意识之间的深层矛盾。在部分地区，聚餐劝酒、豪饮助兴仍被视为人情往来的惯常方式，而对于饮酒后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许多人缺乏清醒认知。近年来，各地法院就同饮者责任问题作出的系列判决，正在逐步厘清这一领域的法律边界，也在以司法实践的方式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情谊不能凌驾于责任之上，善意提醒不等于尽职尽责。
聚餐饮酒是人情往来，但安全底线不容模糊。判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楚：当风险已经摆在眼前，责任不只取决于"说了什么"，更取决于"做到了什么"。把劝阻落实为真正能阻止危险的行动，把个人自律与同伴守望结合起来——才能让社交回归本意——让悲剧止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