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元诉求超大城市治理中如何被听见、被回应 全国两会前夕，上海细雨连绵；两位在沪生活多年的外籍人士，正在以“城市参与者”的身份走进公共议题讨论：尼泊尔籍骨科医生阿思势在医院门诊间隙关注外卖骑手交通安全，韩国籍中医专家洪原淑在诊室里倾听患者需求并观察社区健康服务的改进。肤色、语言不同，但他们共同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在超大城市运行中，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有着真实而细碎的诉求，这些诉求如何进入决策视野并形成闭环，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道必答题。 原因——流动性增强与数字化治理并行，带来新“堵点”也催生新平台 近年来，跨境人员往来与城市国际化水平提升，使外籍人士在公共服务中的“可达性”问题更加凸显。阿思势回忆，初到上海时因语言不通常感到自己是“外来者”；而真正的“隔阂”更多来自流程与系统：办银行卡、酒店入住、景区购票等环节，一度因证件识别、系统兼容等问题不够顺畅。另外，数字化治理快速推进，便利了多数人的办事体验，但也容易在证件类型、认证规则、跨系统数据共享上形成“技术性门槛”。这些问题并非个体遭遇，而是城市治理在国际化进程中需要补齐的制度与技术细节。 ，上海市政协等搭建倾听外籍人士意见建议的平台，通过专题座谈、基层协商等方式，将“生活中的不便”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议题”，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制度化入口。 影响——从生活便利到治理优化，协商成果转化带来可见变化 阿思势曾在市政协有关座谈中反映外籍人士证件在部分电子系统中识别不畅的问题。随后，在有关部门共同推动下，外籍人士证件升级为18位编码，与居民身份证号格式衔接，出行与办理事务的阻碍明显减少。他说，春节赴海南旅游时未携带护照，仅凭升级后的证件顺利通行，“这让我从旁观者逐渐变成参与者”。 对城市治理而言，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基层问题的协同解决。长期在医院工作的阿思势接触过不少因交通事故受伤的外卖骑手。在一次政协基层协商活动中，他提出加强骑手交通安全保障的建议。随后，有关部门、平台企业等参与沟通对接，推动增设骑手提示标识、优化派单机制、在商圈设置休息区等措施落地。治理从“单点管理”走向“多方共治”，把风险防控、劳动保障与城市运行效率一并纳入考量，反映了基层协商对公共政策“微调校准”的作用。 洪原淑的办公室里，一面面锦旗映照出医患之间的信任。她长期在沪行医，对社区健康服务的供给方式、就医体验和跨文化沟通更为敏感。她认为，公共服务的温度往往藏在细节里：能否提供清晰指引，能否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顺畅表达，能否在制度安排上兼顾多样化需求，决定了一座城市对外来群体的包容度与治理精细度。 对策——以制度化协商吸纳多元主体，推动“意见—办理—反馈”闭环 实践表明，做好超大城市治理，需要把不同群体的声音纳入常态化制度渠道，形成可追踪、可评估的办理机制。一是持续完善协商平台，围绕外籍人士融入、入境旅游便利化、医疗服务衔接等开展专题协商，把分散诉求汇聚成政策议题。二是强化跨部门协同，推动证件识别、支付便利、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对接和系统兼容，减少“技术性堵点”。三是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在交通安全、公共空间供给、劳动权益保障诸上加强风险预防与服务供给，让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有温度。 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的相关活动中，阿思势提出将外籍人士无偿献血间隔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的建议，期待以更便利的制度安排激发更多公益参与。这类建议的价值不只在于具体条款，更在于把“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纳入同一套公共利益讨论框架，以规则优化促进社会互信。 前景——从“能发声”到“更有效”，以共治共享提升城市国际化治理能力 从外籍人士反映生活不便到政策优化落地，从对骑手安全关注到多方协同治理，案例传递出清晰信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命力，体现在每一项可感可及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改进之中。随着人员往来加快、城市功能不断升级，公共服务的对象将更加多元，诉求也更趋细分。未来，上海需要在制度供给、数字治理与基层协商之间形成更高效的衔接机制，让更多来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建议进入公共决策流程，并以透明、及时的反馈机制增强获得感。
当阿思势医生再次走进政协会议室，他带来的不再是"外来者"的忐忑，而是"新市民"的担当；这种身份转变，是民主实践落地的一个缩影——在宏观叙事之外，更多细微处的改变正在发生：菜市场的电子支付、街角的骑手驿站、诊室里的多语种标识，这些具体的改变，共同构成城市治理的现实图景。正如受访者所言："有效的民主，应该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触摸到改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