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扰动增多与外需走弱风险交织，稳增长与转型任务并重；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宏观政策既要稳住增长、稳定预期，也要更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增强经济抗冲击能力。当前，中东地缘局势走向、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主要经济体通胀与货币政策取向，都可能扰动全球需求与金融条件。受访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延续恢复向好态势，但需警惕外需放缓对出口的间接影响，尤其是在海外通胀回升、利率高位维持更久的情况下，全球消费和投资可能受到压制。 原因——全球能源与金融变量叠加，外部冲击可能通过需求端传导。从外部看，若关键航道长期受限并推升油价，全球通胀压力可能再度上行。通胀回升会使主要央行在政策上更为谨慎——宽松节奏或放缓——进而收紧全球融资环境并影响需求扩张。专家研判，短期内全球经济仍有一定韧性，但若油价高位停留时间超预期，对全球增长的拖累将更明显；需求收缩可能沿贸易链条传导，增加我国外需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看，我国能源结构与供应体系具备一定缓冲：煤炭、新能源、核电占比较高，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同时有一定规模的储备与价格调控机制，因此油价上行对国内物价的直接冲击相对可控。但更需关注的是，海外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可能带来的订单与需求回落。“外需走弱”对出口的影响往往更持续、也更滞后。 影响——增长动力仍在，但需要在“稳”与“转”之间实现更优组合。专家认为，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区间，体现政策安排的务实与弹性，有助于在不确定性上升时提升宏观调控的操作空间。从增长动能看，出口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发挥支撑作用，投资也将提供助力，特别是围绕重大工程与重点领域的有效投资有望继续形成带动效应。，外部变量变化可能影响全球通胀与利率预期，进而影响企业成本、市场风险偏好与跨境资本流动，要求宏观政策在稳增长的同时更注重风险防范与预期管理。 更重要的是，在外部环境复杂的背景下，依靠外需与传统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边际效应趋弱，扩大内需、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将成为提升潜在增速与发展质量的关键。 对策——强化财政、货币与产业政策协同，促进内需与创新成为更稳定支点。受访专家指出，应对外部挑战的关键在于推进结构性转型：一是加快从外需向内需转换，二是加快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要实现上述目标，政策组合需要更强调协同与精准。 在财政政策上，更积极的取向应更突出“提振消费、改善预期、优化供给”的导向：一方面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增强中长期发展后劲，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民生保障等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推动形成“收入—预期—消费”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性工具运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转型及中小企业等关键领域，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并稳定市场预期。 在产业政策上，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韧性提升，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并举。以创新带动投资效率提升，以需求牵引供给优化，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互动。 专家同时强调，提振消费既迫切也需要持续用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高内需对增长的贡献，有助于在外需波动时稳定经济运行，也有助于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与新消费场景。 前景——二季度或迎观察窗口，政策弹性与结构转型将增强中长期确定性。从外部形势看，地缘冲突与能源价格走势仍存不确定性，二季度可能成为观察全球经济与通胀路径的重要窗口。若能源价格回落、全球通胀压力缓解，外部环境有望阶段性改善；反之，主要央行政策可能更趋谨慎，外需修复节奏将受到影响。 从国内看，区间目标为政策预留弹性，叠加投资与产业升级对应举措推进，将为稳增长提供支撑。面向中长期，随着扩大内需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创新投入与产业升级持续见效，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有望更增强，抗外部冲击能力也将随之提升。
外部扰动往往以能源、通胀和金融条件的变化呈现，但最终考验的是一国经济结构与政策协同能力；把握“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窗口期，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内需为支点，在稳增长中推进转型、在转型中增强韧性，才能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稳住基本盘、拓展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