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如何用更贴近本土经验的理论解释现实、服务治理，始终是社会学界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在学科重建与快速发展中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但较长时期内理论资源主要依赖西方经典与当代理论输入，部分研究出现概念先行、框架照搬、解释力不足等情况。随着社会结构深度调整、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与家庭形态变化、数字化治理以及社会心态转型等议题不断涌现，单纯套用外来范式的局限日益明显，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更凸显。 原因——一是知识生产存在路径依赖。部分研究习惯对西方理论进行“二次阐释”——以译介、对照为主——研究议程容易被他者的问题意识牵引。二是文化与学术传统衔接不足的风险。个别研究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运行逻辑把握不够，概念选择与指标设定容易“以外裁内”，削弱对本土经验的整体理解。三是现实变迁速度快于理论更新。中国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持续加大，新现象、新关系不断生成，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迭代，才能保持解释与预测能力。杨发祥在新著中指出，学科自信不是既有学术自觉的自然延伸，关键在于形成既能解释中国经验、又能对世界知识体系作出贡献的原创理论表达。 影响——如果上述问题长期存在，将制约学科对重大现实议题的回应能力，也会影响社会学在公共政策评估、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建设等的智库作用发挥。相较之下，郑杭生的学术探索为突破困境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学界普遍认为，他长期将问题意识扎根于中国社会实践，推动研究从“引进—解释”转向“提炼—建构”。其《社会学概论新修》在高校教学中影响广泛，为学科知识体系的系统化、规范化提供了支撑；更重要的是，他围绕中国社会变迁提出诸多理论命题，强调在中国经验中生成概念、在现实问题中检验理论，从而推动学科主体性的形成。 对策——围绕如何增强理论自主性与学科解释力，《理论自觉的先声》对郑杭生的学术贡献作了系统阐释。其一，在方法论层面，将“文化自觉”推进为“理论自觉”，强调研究者需要自觉审视概念来源、研究立场与解释边界，把“从中国出发”落实为可操作的研究程序。其二，在理论体系层面，郑杭生提出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尝试从结构、过程与行动等多重视角揭示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该框架强调把社会视为多子系统耦合运行的整体，重视制度安排、文化传统与现实行动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形成贯通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分析工具。其三，在服务现实层面，社会运行论强调协调有序与良性运转，为公共政策提供系统视角：推动经济增长需同步评估就业、分配、环境与公共服务承载，推进文化建设也要关注社会凝聚与治理效能。社会转型论则提示经营主体与社会组织在结构变动中识别风险与机遇，提升对人口流动、阶层分化、社区关系重组等趋势的适应能力。 前景——面向未来，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仍需在三上持续推进：一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为“问题库”，围绕共同富裕、基层治理现代化、超大规模社会运行、数字社会与平台经济、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变化等议题，形成稳定且可累积的研究传统。二是以高质量田野与数据能力为支撑，让理论命题在经验材料中生长，并在跨区域、跨群体比较中接受检验，提升概念的精确度与可传播性。三是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吸收有益方法与解释资源，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可与世界交流的知识贡献。多位学者认为，郑杭生倡导的理论自觉，并非拒绝外部资源，而是建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解释体系，实现从“跟随式研究”向“原创性建构”的跃升。
从理论引进到自主创新，中国社会学的演进折射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郑杭生等学者开拓的理论自觉路径提示我们：真正的学术自信既不是封闭排外，也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在文明互鉴中保持主体意识，用中国理论回应中国问题。这条道路挑战重重，但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