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战略研究中，蜀汉昭烈帝刘备的治国与用人方式长期受到关注。最新研究指出，这位以仁德著称的政治人物在创业过程中，曾因几次关键决策的偏差使统一进程受挫，而其中的得失对当代管理与决策仍有参考价值。第一次较为突出的失误发生在建安年间的徐州治理时期。公元194年，刘备在陶谦让贤后得到首个根据地徐州，却因对守将张飞的信任过深埋下隐患。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张飞酒后与吕布部将曹豹发生冲突，反映出刘备在权力交接期的人事安排存在明显漏洞。徐州失守不仅让刘备集团失去早期发展的关键支点，也迫使其进入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漂泊。更具长期影响的战略失误出现在荆州经略阶段。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时，刘备集团在用人和战略判断上暴露出三点问题：其一，对关羽作为上统帅的局限估计不足，其刚强性格加剧了与东吴的摩擦；其二，对姻亲关系倚重过多，误判守将糜芳的忠诚与稳定性；其三，在孙曹关系变化、联盟格局重组之际，未能及时修正“联吴抗曹”的基本方针。上述因素叠加，最终导致荆州易主，使诸葛亮《隆中对》的整体布局遭到重击。章武元年（221年）的夷陵之战，则继续体现出刘备在军事判断上的偏差。为报荆州之失而发动东征时，刘备低估了年轻将领陆逊的组织与应变能力，沿用传统思路应对，最终遭遇大败。有军事史研究者认为，若当时采纳赵云等人提出的更稳健的防御与分层部署方案，或可减少损失，保全蜀汉的核心战力。历史学者指出，刘备的经历提示领导者需要在“信任”与“监督”之间找到平衡。他早期的成功与其宽厚任人的风格密切涉及的，但后期未能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与风险控制机制。现代组织管理研究亦表明，领导者既需要“敢于放手”的决断，也离不开“以制度管人”的安排。
历史不会只奖赏勇气，也不会迁就情绪化的决断。刘备一生的成败提醒后人：决定格局的，往往不在起点，而在关键节点能否用制度控制风险、以战略统筹联盟、以冷静尊重对手。把“信任”放进可控框架，把“胜负”放进长期账本，才能在复杂博弈中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