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中药处方使用广、规范短板仍存 近年来，中成药、中药饮片等临床应用中覆盖面不断扩大，在部分常见病、慢性病辅助治疗以及康复管理等场景中使用频率较高。但另外，处方适应证把握不严、辨证思路缺失、用药联用风险评估不足等问题在个别机构仍有发生。尤其是在非中医类别医师开具中药处方的环节，专业知识结构不匹配、培训体系不统一、处方审核把关不够等因素叠加，容易带来不合理用药及安全隐患。新规以“能不能开、谁来开、怎么开”为核心，直接对处方权设置制度化门槛。 二、原因：回应安全关切与制度治理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规范举措的出台，既是对公众用药安全关切的制度回应，也是推动中药临床使用走向标准化、可追溯的重要一步。 一上，中药品种多、配伍复杂、患者个体差异大，对辨证论治、用法用量、禁忌与相互作用的把握要求较高。若缺乏系统学习，容易出现“经验性选药”“跟风用药”等问题。另一方面，医疗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以信息系统实现处方权限管理、全过程留痕提供了现实条件。将资质要求与医院信息系统绑定，有利于把管理从“事后纠偏”前移到“事前准入”，提升政策可执行性与刚性约束。 三、影响：医疗服务、行业格局与患者体验将同步调整 从临床端看，通知明确自2026年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如未通过中医药知识系统培训及考核，将无法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开具中成药、中药饮片及中药制剂处方。这意味着处方权由“相对宽松”走向“以资质为前提”，医疗机构需尽快梳理人员资质、完善培训安排、调整门诊及病区用药路径。 从机构管理看，考核组织与认定将更多落到执业机构及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层面，客观上要求医疗机构建立更严格的培训、考核、处方审核与责任追溯机制。不同层级医院因专科设置与管理能力不同，落地节奏和标准细化也可能存在差异。 从区域执行看，地方配套细则或呈现“分类施策”特点：有的地区倾向于在保障基层可及性的同时，通过培训让乡镇卫生院、村医、家庭医生更快获得相应能力；也有地区对高风险或争议较大的剂型、品种采取更审慎的限定，在特定科室、特定指征或特定场景下严格把关。这种差异化安排，反映出在“安全底线”与“服务供给”之间需要寻找可操作的平衡点。 从市场端看，非中医类别医师在中成药处方中占比较高，新规实施后，处方结构与院内用药目录可能迎来重构。部分医疗机构中成药处方量或阶段性回落，而基层机构若培训衔接顺畅、服务需求旺盛，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对企业而言，依赖广谱品种的增长逻辑将承压，面向明确人群、明确适应证的专科化产品，以及循证证据更充分的中药创新研发，或成为转型方向。 四、对策：以培训、分级与审核闭环降低冲击、提升质量 为确保政策平稳落地，多方需要协同发力。 ——完善培训供给与考核标准。通知提出，非中医类别医师取得开具中药处方资质，可通过系统学习并考核合格、取得对应的学历或完成符合要求的“西学中”培训、以及获得相应专项资格认证等路径实现。各地可结合实际，细化课程体系、临床实践环节与考核办法，避免“重形式轻能力”，确保培训真正提升处方能力。 ——推进分级分类管理。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中药品种、不同诊疗场景，可探索分层授权：在中西医结合成熟的领域，通过明确适应证、限定用法用量、强化随访评估等方式提高可及性；对风险更高、证据边界更模糊的品种，则应坚持更严格的准入与审核。 ——强化处方审核与用药监测。医疗机构可完善药师审方与临床药学支持，建立“事前审核—事中干预—事后评价”的闭环管理，同时加强不良反应监测与合理用药点评，对高频问题及时反馈与再培训，形成持续改进机制。 ——优化患者服务衔接。对因科室调整、权限变化可能带来的用药替代、转诊或复诊需求，医疗机构需提前设置清晰指引，完善中医科室与相关专科协作流程，减少患者因政策切换出现的“找不到开方医生”等不便。 五、前景：中西医协同有望在规范化轨道上走向纵深 从长远看，将处方权与能力建设、责任体系绑定，有利于提升中药临床使用的规范化水平，促进中西医在优势病种和优势环节的协同。随着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部署推进，行业将更重视循证评价、标准体系与真实世界数据积累，医疗端也将更强调“可解释、可追溯、可评估”的用药治理逻辑。未来，专科定向培训、分级处方管理、信息化监管与临床评价体系的联动，或将成为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与公信力的重要支撑。
新规是中药规范化使用的新起点。在保障安全与效率的同时，需通过精准监管、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化，探索规范用药与发挥中医药优势的平衡之道。该过程需要多方协作，共同推动中医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