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征求意见公告,拟修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不再要求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具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
这一调整并非孤例。
梳理发现,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无锡、昆明等城市已率先取消相关户籍限制,南京等地也正在修订管理办法,拟放宽准入门槛。
然而,仍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对网约车驾驶员设置严格的户籍要求。
根据现行规定,北京要求申请网约车驾驶员证应具有本市户籍,济南则要求具有本市户籍、有效居住证或办理居住登记。
这种差异化的管理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五十余岁的河北籍驾驶员陈先生在北京从事网约车服务已逾一年。
由于没有北京户籍,他无法办理网约车驾驶员证,只能选择"无证运营"。
他租赁的车辆也未按营运客车标准投保,仅购买了私家车全险。
陈先生坦言,身边许多外地籍驾驶员都面临相似境况。
记者随机体验发现,在北京乘坐的网约车中,大部分驾驶员为外地户籍人员。
这种现象背后,是新就业形态发展需求与部分城市严格管控政策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网约车作为灵活就业的重要渠道,为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基于人口调控、交通管理、本地劳动力市场保护等考量,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分析指出,户籍限制政策体现了将网约车管理纳入城市综合治理体系的思路,但客观上造成了负面影响。
大量不合规车辆的存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不合规运营车辆投保标准较低,一般仅需五六千元,而合规车辆投保费用高达万元,这种不公平竞争可能扰乱市场秩序,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
从更深层次看,户籍限制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大方向存在冲突。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陶杨认为,多地松绑网约车驾驶员户籍限制,响应了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就业壁垒的政策导向,有利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近年来政策调整轨迹显示,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已成趋势。
2025年9月至10月,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公示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原有的"本市户籍或居住证"要求已被删除。
这种调整既符合新就业形态发展规律,也契合城市包容性增长的要求。
与此同时,政策调整也需要配套措施跟进。
如何在放宽准入门槛的同时,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和驾驶员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服务质量和安全标准不降低,成为各地面临的新课题。
业内人士建议,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约车驾驶员信用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在促进就业灵活性的同时,守住安全和服务底线。
网约车户籍限制的松绑，既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口。
在“发展”与“秩序”的平衡中，政策制定者需要以更大魄力打破行政壁垒，同时以更精细的监管筑牢安全底线。
这场始于出行领域的变革，或将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度整合打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