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交互式协同治理到底能不能行得通？拿长三角跨界水环境治理的例子来看看就知道。这里头有2000年、2018年、2021年、2022年还有2026年这些时间点，我们就从这些年份的变化说起。大家都知道水是流动的，管起来难度很大。长三角虽然早就有了政府间的合作机制，效果也有一点，但老摆脱不了一个怪圈：看起来大家都在干活，其实没什么实质性的互动，力气用不到一块儿去。更让人头疼的是，光靠行政命令来动员大家，往往是热热闹闹一阵子就没影了，社会力量成了执行任务的工具，责任也很容易悬空。 要想把这种表面的应付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就得引入“交互式协同”。这跟以前那种政府说了算、社会跟着走不一样，它强调大家通过动态的反馈和信息的更新形成互相响应的联动关系。为了搞清楚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我们把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在一起，搭建了一个“主体—界面—机制”的分析框架。这套东西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构建、场域的耦合还有规则的调整，能把治理系统从单纯的发号施令变成一起创造价值的过程。 研究方法上用的是纵向的单案例分析，也就是盯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一河三湖”——太浦河、淀山湖、元荡还有汾湖这一联保模式看了好多年。从2000年到现在的变化都在里面。先是那段属地分治的日子（2000—2018年），管得太碎导致九龙治水，各扫门前雪；后来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搞了统一的制度（2019—2021年），跨省合作才刚开始；最近这两年（2022年至今），用了“智慧大脑”把数据打通，让社会组织来监督河湖健康指数，还让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搞出了一套联席会议决策、联合监测执法还有市场化补偿衔接的新路子。 基于这个案例，我们总结出了三个核心道理： 第一是权责互嵌网络的形成。以前的分工太死板，现在得把分散的责任和权利重新拧成一股绳。属地切割变成了功能嵌套，单向的权力变成了双向的制衡，静态的分工变成了动态的配合。比如第三方机构提供数据，社会组织评估效果，政府根据这些来调整执法和补偿方案，就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制的闭环。数字平台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也能随时调整。 第二是“技术—制度”的双向互构。数字化平台不光是存数据的地方，还是启动讨论的按钮。一旦数据异常就自动开会；制度设计也得给技术定规矩。两者互相配合：技术能打破行政壁垒，制度又能管着技术别乱来。 第三是规则动态迭代韧性。水质超标或者公众投诉多了就会触发修订程序；第三方评估结果直接推动规则变化；常设的委员会把政府、企业、NGO还有公众代表都拉进规则制定里来。规则不再是死文本而是活的共识。 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是打破了“国家—社会”的老二元对立说法。它既不是政府完全说了算也不是理想的平等赋权而是在“强政府—能动社会”的结构中双向赋能、虚实结合、制度螺旋上升。通过动态调整权力和资源分配来解决责任悬空的问题。 实践上要想有长效机制得做好三件事：用刚性制度把权责划清楚；用技术工具把流程打通；用弹性规则提高适应能力。只有主体嵌在一起、技术赋能和规则适配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把这种形式上的合作变成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 受限于材料这篇研究还没搞清楚制度调整的边界和治理效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数字技术渗透带来的权责伦理风险也还得再研究；以后可以多检验一下不同地方的不同做法来完善理论。 这个案例是余敏江教授和李子为博士他们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做的研究成果。元荡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还有太浦河。李子为是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环境政治和治理余敏江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长聘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 这篇文章是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31-42页节选的为了阅读方便删掉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如果媒体或其他机构要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