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立，赵匡胤面临一个敏感而现实的问题：如何安置那些后周立过功、对旧朝仍有情感的官员与将领。此时发生的两件事，恰好为观察宋初政治生态提供了切口。其一是翰林学士王著的“醉酒事件”。宋太祖专门为王著设宫宴，本是恩宠之举，却不料王著酒后失态，竟抓住屏风掩袂痛哭，被人指为“思念周世宗”。在专制政治语境中，这类举动很容易被解读为不敬甚至不臣，但赵匡胤的处理出人意料：他淡化其政治含义，将之归为醉后胡言，并以与王著旧识为由，称其“翻不起大浪”，最终不予追究。其二是将领郭崇的表现。郭崇原名郭崇威，是后周开国者郭威的亲信悍将，历事后周三代，战功显著：后汉末宫廷变局中助郭威夺取政权；后周建立后，又与符彦卿等名将协同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击败北汉与契丹联军；此后屡次率部抗击契丹，攻城略地，功劳甚重。北宋建立后，郭崇公开流露对后周的怀念，却同样安然无恙。两件事的处置方式，折射出赵匡胤在政权初期的多重考量。首先，新政权最需要的是稳定。北宋草创之际，后周旧臣旧将仍握有地方军政资源，若对怀旧情绪一概打压，容易引发戒惧与反弹，甚至逼出对抗。赵匡胤选择以相对宽和的方式处理，避免把矛盾推向不可收拾。其次，赵匡胤对自身统治具备足够自信。他并不因臣下的情绪表达就急于上纲上线，认为王著的哭泣、郭崇的感伤不足以动摇大局。再次，这两人各有可用之处：王著是文臣人才，郭崇是军事干将，与其将其推向对立面，不如将能力纳入新政权体系。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宋初并非人人都能平静接受改朝换代。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等人因怀念后周而起兵，最终败亡自尽，说明旧朝官员的心理失衡确有可能演变为现实动荡。赵匡胤对王著、郭崇的宽容，正是在这种风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他没有将怀旧言行直接等同于叛意，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安抚与利益吸纳，让其逐步转向认同新政权。此举也反映了他用人上的灵活与务实。他并不要求所有官员立刻切断对旧朝的一切情感，而是划定底线：情感可以存在，但行动必须服从。对过渡期而言，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降低社会与官僚系统的摩擦，促成权力交接的平稳。另一上，赵匡胤的宽容也源于对权力运作的清醒判断：真正的威胁来自掌握实际军政资源的人，而非言辞与情绪本身。只要在行为上纳入秩序，内心的念想难以构成现实风险。此种判断，也为他后来以“杯酒释兵权”等手段逐步收拢军权、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空间与条件。
历史往往蕴含辩证的智慧。宋太祖对王著、郭崇的宽容，表面是对个体的优待，实则关乎政权初期的整体布局。在更迭之际，高明的统治术未必在于一味清除异己，而在于把可能的对手转化为新秩序的力量。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政治智慧不在强势姿态的展示，而在对人心与时局的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