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正处在“巩固成效、攻坚难点”的关键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在2026“近视防控追光计划科普教育行动”公益活动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虽见成效，但总体近视率仍然较高，并呈现“低龄、高发、重度”的趋势性特征。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近视问题正在从个体健康议题演变为公共卫生与教育治理的综合课题，需要以更系统的制度设计与更精准的干预路径应对。
问题：低龄化加速叠加重度风险，防控压力上移前置。
业内普遍关注到，近视发生年龄提前，意味着更长的带镜时间与更长的眼轴增长窗口，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随之上升。
高度近视不仅影响学习生活，还可能增加视网膜病变等眼底并发症风险，对个人终身健康与医疗负担带来更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学校视力监测与健康教育落实不均，家校协同不足，使得一些儿童错过早筛与早干预的“窗口期”。
原因：行为模式改变与支持体系不均衡共同作用。
数字化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距离用眼时间显著增长，电子屏幕使用更普遍、更碎片化，叠加课业压力与休闲方式变化，容易形成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累积负荷。
与之相对的是，户外活动时间不足被认为是重要诱因之一。
专家强调，户外光照与远距离视物对延缓近视进展具有积极意义，但现实中受学业安排、场地条件、家长认知等影响，部分学生难以保证足量户外活动。
另一方面，防控资源在区域、城乡之间仍存在差异，基层学校在规范监测、环境改造（如课桌椅达标、照明条件改善）、专业指导等方面能力不一，导致防控效果不稳定、可持续性不足。
影响：从个体视力问题延伸至教育质量与公共健康治理。
近视的高发与低龄化会直接影响学习效率与生活质量，重度化趋势还可能提高未来眼病风险，增加医疗服务需求。
对学校而言，若视力监测流于形式、体育与户外活动难以落实，可能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目标实现；对家庭而言，防控投入与就医负担增加，且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容易出现“重矫正、轻管理”或盲目跟风。
更重要的是，若缺乏科学评估与持续干预，防控工作难以形成闭环，政策目标与基层执行之间也可能出现“温差”。
对策：以国家行动计划为牵引，推进综合防控与分级分类干预。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系统工程。
2018年相关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实施方案，初步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学校落实、家庭配合的工作体系。
新近印发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2030年）》进一步明确到2030年的控制目标与时间表，为各地压实责任、细化路径提供依据。
在具体干预上，专家提出应坚持“行为干预+光学矫正+药物控制”的综合策略，更强调“延缓进展、降低重度风险”的核心目标。
行为层面，增加户外活动被反复强调，建议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两小时，并通过课程安排、课间活动、家庭周末运动等方式形成稳定习惯。
光学手段方面，可在专业评估基础上合理选择角膜塑形镜或功能性框架眼镜等，但必须严格遵循适应证与随访管理要求。
药物方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个体化干预成为趋势。
王宁利介绍，0.02%和0.04%浓度的硫酸阿托品滴眼液获批后，与此前应用较广的0.01%浓度共同构成“阶梯浓度”体系，为不同风险人群提供更精细的选择空间。
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付晶认为，对于发病年龄小、度数高、进展快或父母高度近视等高风险儿童，分级药物体系有助于匹配更个性化方案，但必须与光学手段协同使用，并坚持从最低有效浓度起步、定期复查、动态调整，依据屈光度、眼轴长度等指标科学评估疗效与风险。
前景：从“控近视率”走向“重过程、强评估、可预警”的治理升级。
中国疾控系统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完善科学评估体系，在关注总体近视率变化的同时，加强分学段、分区域、分学校类型以及不同干预覆盖程度的对比分析，并引入过程指标，如户外活动时间的增加量、课桌椅达标率提升幅度等，综合评价教育、体育、卫健、疾控等部门协作措施的真实贡献。
在此基础上，通过纵向跟踪与横向比较建立预警机制，有助于尽早识别高风险地区与薄弱环节，实现资源精准投放与政策及时校准。
业内认为，随着目标体系更清晰、干预工具更丰富、评估机制更完善，儿童近视防控有望从“阶段性成效”走向“结构性改善”。
近视防控既是健康工程更是民生考题，需要突破"就眼论眼"的局限思维。
当务之急是建立"社会生态防控模型"，将医学干预嵌入教育场景，让健康理念融入家庭生活，使技术进步惠及城乡每个角落。
这场关乎民族未来的视力保卫战，既考验政策设计的系统性，更检验社会共治的持久性。
唯有构建起全人群、全周期、全方位的防控格局，方能守住孩子们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