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中，“未签合同、关系难认定、程序跨地域”成为突出痛点；2022年5月，彭某重庆某公司“成都荷花池站”参加岗前培训后从事外卖配送，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在配送途中发生单车事故导致左小腿膝盖骨折，申请工伤认定时因劳动关系无法确认而受阻。此类情形在平台用工链条较长、站点管理分散的行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劳动者受伤后往往先要跨过“关系先认定、权益再主张”的门槛，程序成本高、周期长。 原因——一是用工形态多样导致责任边界不清。部分企业以“合作”“承揽”“灵活用工”等形式替代规范用工管理，劳动者在培训、派单、考核、奖惩等环节虽受到管理约束，但缺少能直接证明劳动关系的书面合同。二是证据碎片化，分散在聊天记录、培训通知、入职表单、排班派单等电子载体中，劳动者自行收集、固定难度较大。三是跨区域经营抬高维权成本。企业注册地、管理地、工作地可能分属不同城市甚至不同省份，仲裁、诉讼的管辖与材料移送容易导致当事人反复奔波。四是部分劳动者法律与程序意识不足，受伤后未能及时固定证据、把握关键时限，举证压力随之增加。 影响——对个体而言，劳动关系难确认往往直接影响工伤认定、医疗费用、停工留薪期待遇等权益落实，容易陷入“受伤即失业、维权无门”的困境。对行业而言，合同缺失、管理不透明等问题若长期存在，会加剧从业者流动与不稳定，也可能带来纠纷增多、治理成本上升。对治理体系而言，此类案件集中反映了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仍需更紧密衔接：既要让劳动者获得及时救济，也要促使企业依法合规用工、在规则框架内竞争。 对策——本案处置路径表明了“证据链构建+程序协同”的思路。2022年11月，彭某向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后，当地迅速启动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指派法律援助志愿律师核实情况、研判诉求，并围绕劳动关系认定集中收集证据。援助律师梳理彭某与站点管理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上岗培训通知、入职申请表等材料，形成较完整的证明体系，于2023年1月代理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企业不服仲裁裁决，于2024年1月向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法院起诉。为降低当事人往返成本，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依托成渝法律援助协作机制，主动对接重庆市渝中区法律援助中心，按规定完成异地移送与材料衔接，由渝中区法援机构受理并指派律师承办。经承办律师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企业向彭某一次性支付10万元补偿，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 前景——随着平台经济和即时配送等行业持续发展，用工规范化、劳动关系认定规则适配以及跨区域公共法律服务联动将成为治理重点。下一步，应在三个上持续发力：其一，推动企业完善用工合规体系，依法签订合同，或以明确规则载明权利义务，避免“管理存在、责任缺位”。其二，强化证据留存与数字化取证指引，通过培训告知、行业指引、工会和站点服务点等方式，帮助劳动者在入职、培训、派单、考核等环节形成可核验记录。其三，健全跨域维权协作机制，优化法律援助异地申请、材料转交、信息共享和协同调解流程，让“少跑腿、快办结”更可实现。以区域协同为牵引，成渝等重点区域的探索经验有望为更大范围的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提供可复制路径。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其中不少人因工作性质特殊而缺乏规范劳动合同。这既是新业态快速发展的现实写照，也暴露出劳动关系认定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短板。成都与重庆两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协作实践表明，通过完善证据认定与固定方式、建立跨域协作机制、优化维权流程，可以在保护灵活就业者权益与保留市场灵活性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此探索不仅为个案当事人提供了实质帮助，也为全国推进法律援助一体化、加强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