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事项“多、杂、碎”，传统方式易出现“看得见的街面管得住、看不见的社区难顾全”。
长期以来，公众对城管工作的印象多停留在占道经营整治、流动摊点查处等“硬执法”场景。
随着城市更新推进和居住密度提升，楼道堆物、停车矛盾、装修扰民、飞线充电等问题在社区内高频出现，若仅依靠点状执法和巡查强度，很容易陷入“反复整治、反复回潮”的循环；同时，商户经营需求与秩序维护之间的矛盾，若缺乏协商平台，也易演变为对立情绪，影响营商环境与社区关系。
原因——治理对象从“街面秩序”扩展到“生活场景”，需要更贴近居民、更可持续的机制支撑。
闵行区城管部门以“进社区既是来管理，更是来报到”的理念，推动执法力量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全区636名城管队员中约六成进入社区，68个片区网格均设立城管社区工作站，形成就近响应、日常联络、协同处置的基础架构。
与此同时，面对“巡查覆盖不足、信息不对称、处置链条长”等痛点，当地以二维码诉求入口、“四位一体”议事协同和智慧平台辅助取证等手段，减少重复沟通成本，提高治理的连续性与可验证性。
影响——“有人管、管得住、少打扰”成为可感可及的变化，群众获得感与秩序稳定性同步提升。
一方面，渠道更顺畅。
居民通过“码上约”反映诉求、查询工作站、提交建议、参与评价，实现指尖直达、闭环反馈。
据统计，相关扫码诉求累计2000余次，满意率超过98%。
另一方面，协同更有效。
城管队员参与社区“四位一体”会议，将执法专业与居委、物业、业委会治理资源衔接起来，对楼道堆物、停车纠纷、装修扰民等“社区小事”开展现场协调，全年累计处置500余件，小区类投诉量下降14%，满意度上升近5%。
更重要的是，角色认知在改变：有居民表示，以前觉得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更像“来帮我们的”，折射出执法与服务边界的再平衡。
对策——以共治平台化解对立，以数字化提升精准度，以柔性治理增强可持续。
其一，建机制，把“被管理者”转化为“参与者”。
闵行推广路管会做法，组织商户共商共治，形成“规则共同制定、秩序共同维护”的街面治理共同体。
目前全区路管会104个，覆盖商户6700余家，通过例会协商、问题共议、规范共守，增强规则的可执行性。
江川路街道永平路曾因跨门经营反复被投诉，路管会推动商户自定“一米规范线”，在不挤占公共空间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外摆，秩序改善带动人气回升，有商户反映营业额增长约30%，实现管理、环境与经营的多方共赢。
其二，建闭环，把一次性整改转变为长效治理。
针对居民反映的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处置不止于当场清理，而是联动居委、物业强化宣传、重点巡查与随机抽查，形成“发现—处置—复查—预防”的治理链条，减少问题反复。
其三，强科技，把“高频打扰”转变为“精准执法”。
依托智慧平台开展自动识别与证据固定，吴泾地区针对龙吴路渣土车治理难题布设智能感知设备，识别违规路线、跑冒滴漏、未密闭运输等行为，实现及时锁定主体、在线送达文书，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配套推进电子承诺、线上签收等流程，“非现场执法”模式的签约率接近九成，并对首次且轻微、符合不予处罚清单的行为依法实施免罚或轻罚，体现过罚相当、宽严相济的治理导向。
前景——城市治理进入“精细化、协同化、数字化”深水区，关键在于把制度创新落到街区与楼栋。
闵行的实践显示，不同街镇因功能定位与治理对象差异，路径也应因地制宜：枢纽商圈密集的新虹街道更需要前置服务与多方协调，突出“城市管家”式的综合治理能力；城乡结合特征明显的马桥镇则更聚焦农村人居环境、工地管理与疏导点规范等领域，通过更贴近群众的治理方式实现跃升。
下一步，如何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守住法治底线、完善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提升跨部门协同效率，并将可复制的制度经验固化为常态机制，将决定基层治理成效能否持续巩固并推广。
基层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有没有人管”，而在“怎么管得更好、更久、更让人信服”。
闵行的探索把执法力量放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用协商机制降低对立，用数字工具提升精准，用闭环治理减少反复，呈现出从单向管理走向多方共治的趋势。
面向未来，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更强的执行力，更需要更细的服务力与更稳的制度力，在守护秩序与涵养烟火气之间找到更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