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同步推进的背景下，香港如何在更高水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并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城市，香港一上承受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迎来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空间。关键于找准定位，把制度优势、市场机制和专业服务能力，与内地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更紧密衔接。 原因——屠海鸣在“委员通道”集中采访中以三件事概括香港的新变化与新动能，反映出“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后，香港加速对接国家战略、拓展发展空间的趋势。 其一，区域联通的制度成本持续降低。以跨境体育赛事为例，粤港澳三地联合筹办大型运动会，对应的线路串联港珠澳大桥及周边节点，体现通关、交通组织与协同保障机制不断优化。 其二，资本与产业的双向互动更为活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新股发行和融资配置上保持吸引力，内地企业成为重要力量，折射实体经济升级与资本市场服务能力的正向联动。 其三，科创生态加快形成“国家队”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港布局与授牌，叠加特区政府以稳定资金支持科研，传递出以制度保障、财政投入和国际化人才环境共同推动创新的信号。 影响——这三件事从“互联互通、金融枢纽、科创平台”三个维度，呈现香港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成效与潜在增量。 首先，更顺畅的跨境联动有助于提升大湾区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高效循环，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其次，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可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提供更低成本、更丰富的融资渠道，也为国际资本参与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提供重要窗口。 再次，国家级科研平台与本地投入叠加，有望带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与高端制造、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联合推进，形成“研发在港、转化在湾区、市场面向全国及全球”的创新链条。 对策——面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屠海鸣提出香港可从四上更好发挥功能作用，指向香港由“要素集散地”向“综合服务枢纽”升级的路径。 第一，打造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起锚地。依托香港成熟的法律、会计、航运、保险、仲裁及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内地企业港进行国际合规布局、风险管理与品牌运营，通过“拼船出海”提升抗风险能力与全球市场适应力。 第二，强化金融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围绕新质生产力，完善科技金融、风险投资、并购重组、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进入硬科技与先进制造领域，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更顺畅的循环。 第三，发挥制度型开放的衔接功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对接，在数据跨境流动、专业资格互认、监管协同各上探索可复制经验，为国家更高水平开放提供支撑。 第四，放大绿色产品与绿色金融的带动效应。依托香港绿色债券、可持续金融标准和国际投资者网络上的基础，为内地绿色项目引入更低成本的国际资金，提升绿色技术与绿色产能的国际竞争力。 前景——总体而言，香港的优势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位置，关键在于把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随着大湾区一体化继续深化、内地高水平开放开展、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加速演进，香港有望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专业服务、科创合作与绿色发展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同时也要看到，外部市场波动、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监管趋严等因素仍将带来压力。香港需在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人才吸引力、提升治理效能等上持续用力，以更强韧性、更高质量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从更顺畅的跨境联通——到更活跃的资本市场——再到科创平台建设的提速，屠海鸣所提三件“大事”指向同一结论：香港竞争力不在于回到旧路径，而在于在国家战略牵引下不断开新局、育新机。面向“十五五”，把握区域协同、制度创新与科技变革的窗口期，香港更有条件将“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以更具国际连接力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香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