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025年稳增长与促转型任务交织，市场运行中的一些“堵点”“卡点”仍较突出：部分行业出现无序价格战、质量参差、标准缺位等现象；一些地方市场准入、资质认定、招投标、公共资源交易等环节设置隐性门槛，形成区域壁垒；监管执法中，处罚裁量尺度、证据认定标准不尽一致，“同案不同罚”等问题影响市场预期与公平竞争。在外部不确定性叠加下，企业容易出现“重营销轻创新”“重短期轻长期”的倾向，进而削弱产业升级动力与消费信心。 原因——一是制度规则仍需更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技术标准、认证认可、数据与要素流通规则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衔接不畅，推高企业跨区域经营成本。二是地方治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仍有改进空间。部分地区在发展压力下倾向以行政手段“护盘”，对本地企业形成变相保护，对外来主体形成事实门槛。三是要素配置协同效率仍待提升。土地、资本、人才、数据、能源等要素跨区域流动不够顺畅，一些环节仍存在过度干预与隐性门槛并存的情况。四是监管能力与执法协同不足。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与信用约束体系有待完善，导致合规成本不均、企业感受差异明显。 影响——从微观看，隐性壁垒与尺度不一的监管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挤压研发与品牌投入空间，使守法合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劣质低价产品更易扰乱秩序。对行业而言，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内卷式”竞争加剧，影响质量提升与产业链协同，削弱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基础。从宏观看，统一大市场不畅会降低供需两端循环效率，影响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压缩应对外部冲击的空间。对国际合作而言，开放环境越复杂，越需要以更稳定、更透明的制度安排提升可预期性，通过规则对接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对策——中央层面已明确以制度建设为牵引，推动统一大市场从“立柱架梁”向“积厚成势”迈进。下一步关键在于把部署落到可操作、可评估、可追责的制度安排和工作闭环上。 其一，强化规则统一与标准引领。加快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公平竞争审查以及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供给，推动产品质量、行业标准、认证体系、检验检测互认在更大范围落地，减少企业“跨省重复证明”。以法规条例等形式固化统一规则，提升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其二，持续整治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聚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执行、招投标与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等关键领域，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与典型案例通报机制，推动“能进能出、应进尽进”。对以备案、评审、属地要求、隐性指标等方式设置门槛的行为加强纠治，形成可核查、可问责的治理闭环。 其三，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完善数据、技术、资本等要素流通制度，推进跨区域要素交易平台互联互通，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以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动物流成本下降与流通效率提升，推动供给端降本增效、需求端更好匹配。 其四，推进监管执法协同与公平统一。完善跨区域执法协作、裁量基准统一与信用惩戒联动机制，推动监管从“各管一段”转向“协同治理”。以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稳定的执法预期，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稳定企业投资与创新信心。 其五，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外部环境变化加大，更需要以高水平开放倒逼国内规则统一与治理能力提升。通过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强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建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 前景——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既面临外部压力与内部转型的叠加挑战，也具备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持续创新能力等优势。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统一规则、畅通循环、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有望进一步夯实：一上，有利于遏制无序竞争，推动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品牌、拼技术”；另一方面，将加快要素高效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增强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可以预期，围绕制度供给、执法协同、要素改革、开放合作等领域的政策将更具系统性与可操作性，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更好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中国经济将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以更高效的制度激发活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随着改革持续深化，一个更具韧性、更富活力的中国经济将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