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基隆和梭伦的故事，它就像在给雅典的皮西斯特拉图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关于基隆的来历，学术界争论不休。有的像Asheri、Lloyd还有Corcella这些学者，就顺着第欧根尼·拉尔蒂乌斯的老路走，说他是斯巴达埃弗鲁斯的一个人。但Fehling和路德这一派却觉得，这事儿可能是后人编的，就是想把基隆比作梭伦。不管信谁的，都说明写历史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希罗多德硬是把基隆塑造成了反暴政的标杆，到了二世纪纸莎草文献一出，这个形象就更深入人心了。其实这事多半是假的，就是斯巴达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利益瞎编的（Bernhardt，汤门，路德，沃特斯都这么看）。这不仅反映了六世纪末大家对暴政的看法，还能看出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讲故事的套路。 希罗多德爱讲命运。无论是皮西斯特拉图斯弄权还是西普塞洛、居鲁士掌权，背后都透着一股子宿命论的味道（Hdt.V92，I107-109，VI131(2)）。Gray就说了，希波克拉底不听基隆的话导致的结果是，皮西斯特拉图斯的暴政没法再靠以前那一套迫害的老黄历了。这跟居鲁士或者塞普塞洛说的命运那一套差不多。 有人觉得Gou、Lavelle这种解释很靠谱，说希罗多德是为了给雅典人和一些家族开脱才这么写的。这说法其实站不住脚。首先他写书不是为了让你背锅；其次他也不避讳说雅典人有时候很配合暴君。皮西斯特拉图斯回雅典或者帕伦战役时撤退时大家都很听话就是例子。他对阿尔克迈奥尼德家族也没美化，流放和遗弃写得明明白白。 看看这些书就能发现：恩德罗P.Y帕克、R.、EnBlok、J.H.y Lardinois、A.P.M.H.等人都在研究诗学跟政治的关系。希罗多德和雅典的故事藏在《恩德罗P.Y帕克和R.（编辑）：希罗多德和他的世界》里；新方法看梭伦也在《雅典的梭伦》这本书里（第114-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