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文学与史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学科专业化分工的推进，文史两界在理论研究上逐渐形成隔阂，导致一些涉及两个领域的重要学术问题未能得到系统深入的探讨。学术界近日就此展开反思，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并打通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学科边界。 问题的症结在于学科分化带来的认知片面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先行结构，其理论母体作用长期未被充分重视。特别是在中国叙事理论的研究中，由于文学界和史学界各自为政，导致对"叙事"这个跨越多个文类的理论概念的理解不够全面。以"叙事"为例，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的存在形态是一种"超越体裁的文类"，其理论根源深植于史学领域，但由于学科划分，这一重要的理论渊源长期被忽视。 从历史发展看，西方叙事学传入中国后，引发了文艺理论界关于"中国叙事学"的广泛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认识到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使中国叙事学初步获得了理论形态。然而在这一阶段，史学界对"中国叙事学"问题的讨论相对缺位。从文体学角度观察，中国古代的叙事文类以历史叙事为中心，"叙事"一词在史学领域完成概念化后，才逐步向文章学领域渗透。至迟在宋代，秦观、真德秀等人已将"叙事"作为一种文类看待，其指向仍是史学著述。这充分说明"叙事"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源。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对"叙事"的阐释，构成了"叙事"理论在中国生成的本源。中国古代的"叙事"概念以"事"为根本，始终把内容的真实性表达作为"叙事"的根本要务。这种"实录"旨趣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北宋初年，在中国传统文言小说观中，已形成了把"小说"视为"正史以外的野史、传说"的主流认识。正因如此，人们往往用"史"的实录精神规范"小说"的创作。这种理论关联性在学科分化后被人为割裂，造成了同一理论问题上的认知壁垒。 学术界指出，只要在研究中国"叙事"理论起源时，能够充分观照作为文学批评"前置结构"的史学批评资源，就会发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萌芽可以向前推溯至魏晋时期甚至更早。经由史学批评的加入，中国叙事学的理论阐释可以获得更完整的形态和更丰富的资料支撑。 文史关系是中国悠久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清中期章学诚及其著作《文史通义》就曾系统论述过文与史的关系。当代学术界讨论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问题，虽然因时代差异和研究对象的广狭而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不能超越一般的文史关系。换言之，不能脱离整体上的文史关系而孤立地讨论中国叙事的经验和理论。这需要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双向互动与深度合作。 专家强调，在推进学科融通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认识不同学科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也要尊重各学科的独特传统、术语体系和最新研究成果。既不能忽略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不能彻底消除不同学科的边界。这种平衡的学科态度，是实现文史融通、深化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
在全球化语境下重审中国学术传统，打破学科壁垒不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正如古代史家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代学者更需要以贯通视野审视文化基因。当文学的诗性智慧与史学的求真精神再度交融，或将催生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范式，为人类文明对话提供新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