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经济纠纷刑事化倾向不容忽视 近年来，民营经济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涉及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出现值得关注的增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周光权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处理民营企业案件必须更好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此观点在法律实务界引发共鸣。 资深律师李向安长期代理民营企业家涉罪案件，他在采访中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值得警惕的倾向：部分司法机关将本属民事或行政范畴的经济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一般违约被定性为合同诈骗，行政许可瑕疵被认定为非法经营，个别经办人员的局部行为被扩大归责于企业整体，由此导致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李向安援引多起亲身办理的案例说明，部分民营企业家一审被判十年以上重刑，经过申诉和再审最终获无罪。司法机关在改判时一致认为，不能将经济纠纷轻易纳入刑事犯罪轨道，刑法应保持应有的谦抑。 二、原因：执法理念偏差与制度约束不足并存 李向安分析认为，问题成因多上叠加。其一，部分基层司法机关以办案数量和罚款金额作为绩效指标，客观上形成扩大打击范围的动机。其二，一些办案人员对刑法谦抑性原则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在具体案件中落实。其三，司法责任制落实不充分，对错误追诉、错误定罪的责任追究机制仍需完善。 从法律文本看，2025年5月20日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活动未违反刑法的，不以犯罪论处。这一条款重申罪刑法定与疑罪从无原则，也为适用刑法谦抑性原则提供直接依据。但法律明确并不自动转化为规范执法，从立法意图到司法行为之间仍有落差。 三、影响：企业家信心受损，经济大局承压 民营经济贡献全国逾半数GDP和七成以上城镇就业，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宏观经济稳定与活力。李向安指出，执法不规范的危害不止于个案不公，还会通过市场预期产生连锁反应。 一旦企业家对法治环境产生疑虑，投资意愿收缩，创新趋于保守，就业创造能力下降。“整倒一个人，同时整垮一个企业”的后果，不仅损害当事人利益，还会影响大量就业岗位和地方税源。在稳增长、促就业的政策背景下，这种代价难以承受。 中央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执法与这一方针背离，既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也会削弱政策公信力。 四、对策：将谦抑原则嵌入办案全流程 针对上述问题，李向安提出系统性建议。 在执法理念层面，应将刑法谦抑性原则纳入司法人员常态化培训，使其内化为办案思维，而非停留在文件表述。对社会危害性不明显的行为，不应轻易贴上刑事犯罪标签；对可通过民事或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刑法不宜主动介入。 在案件审查层面，应严格审查法益受损程度，以是否造成较大实际损失、是否引发严重社会影响作为是否启动刑事追诉的重要标准。对符合缓刑条件的轻微犯罪，依法适用非羁押措施，避免羁押对企业经营造成不可逆破坏。 在责任追究层面，应将谦抑性原则落实情况纳入司法责任制考核，对因执法偏差导致冤假错案的人员依法依规追责，以制度约束推动执法规范化。 五、前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任重道远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落实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最高司法机关发布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民营经济促进法也已施行，国家层面保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政策信号持续释放，制度供给健全。 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何将顶层设计的政策意图有效传导到基层执法，仍是法治建设的现实课题。已有的改判无罪案例，既是对当事人的公正救济，也应成为规范后续执法的重要参照。
法治的力量既体现在对违法犯罪的惩治，也体现在对权利边界的守护；对民营经济而言，稳定预期来自稳定规则、审慎权力与可校正程序。把刑法谦抑性真正落实到涉企案件办理全过程，既是减少冤假错案的关键，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