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宫廷御苑中，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曾引发朝野震动；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这匹被太祖赐名"飞越峰"的龙驹，其驯服过程堪称明代马政的微观缩影。当大夏政权献上的十匹骏马抵达南京时，其中拒不佩戴鞍辔的白马以其"振鬣鸣而万马辟易"的威势，成为检验新生王朝统治能力的特殊试金石。 史料显示，朱元璋对此马的驯化极具仪式感。先遣官祭祀马祖神，再以四百斤砂袋渐进施压，最终实现"蹑云而驰"的驾驭效果。此过程暗合明初"威德并施"的治国理念——洪武三年刚平定四川的明王朝，正通过驯服边疆异兽来强化"天命所归"的政治叙事。宋濂在《天马赞》中刻意强调该马出自贵州养龙坑的传说，将蛟龙交媾的民间信仰与"神马自致天闲"的皇权论述紧密结合。 深究"飞越峰"现象，可见三层历史逻辑：其一反映明代马政的军事需求，《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全国设14处牧监，年需战马3.5万匹；其二体现边疆治理的怀柔策略，接受西南土司进贡象征着对边陲势力的笼络；其三彰显祥瑞文化的政治功能，杨慎在150年后仍作诗追忆此事，证明龙马意象已成明朝合法性宣传的持久符号。 当代学者指出，"养龙坑"传说实为古代相马术的神秘化表达。贵州大方县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封闭牧场，因特殊矿物质滋养确实盛产良驹。朱元璋敏锐捕捉这一文化符号，将其升华为"圣主得贤臣"的喻体。现藏台北故宫的明代《出猎图》中，帝王骑乘白马的形象构图，或可追溯至"飞越峰"的视觉记忆。
飞越峰的故事跨越了时间的长河，从洪武初年一直传颂到明末清初。这不仅仅是一匹马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见证了朱元璋的帝王气象，承载了古人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想象，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从宋濂到杨慎，历代文人墨客对飞越峰的赞颂，实质上是在传承一种精神——对卓越品质的推崇——对帝王德行的颂扬——以及对历史记忆的珍视。这匹白龙马虽然骨朽名存，但其象征意义却历久弥新，成为了中华文明中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