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快速演进，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与治理结构。
技术更新与规则形成不同步、跨境要素流动与安全边界再划定、企业全球化布局与合规成本上升等问题交织叠加，涉外法治在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企业权益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日前举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25年国际法（涉外法治）学术研讨会，围绕“数智化时代涉外法治新挑战与发展机遇”展开讨论，为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了面向实践的观察与建议。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竞争的焦点从传统关税、市场准入逐步延伸至数据、算法、标准与平台规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公共服务、金融风控、智能制造等领域加速落地，也带来版权归属、数据来源合法性、算法歧视、深度合成滥用、责任认定等一系列跨法域问题。
与此同时，数字贸易、数字服务和数字金融的规则日益细化，一些高标准经贸安排对数据本地化、源代码披露、跨境传输、安全评估等提出新要求，规则差异可能转化为企业“走出去”的隐性门槛。
航运、海事、跨境电商等传统与新兴业态叠加，使涉外争端更具专业性、技术性和时效性，对法律供给与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问题背后既有技术驱动的结构性原因，也有国际治理体系变动的现实因素。
一方面，数字技术迭代快、应用场景多，监管若滞后容易出现“空白地带”，过度前置又可能抑制创新活力，如何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找到制度平衡点成为普遍难题。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在关键领域强化规则壁垒和长臂管辖，通过限制措施影响我国企业和产业链稳定，客观上要求我国在涉外法治工具、规则对接与国际合作上形成更具韧性的体系能力。
此外，我国企业出海规模扩大、业务链条拉长，合规从“事后补救”转向“全流程管理”，对法律服务、风险预警、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系统性需求。
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对国家层面而言，涉外法治既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也是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维护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支点；对地方和开放平台而言，能否在数字经贸规则对接、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优化上形成可复制经验，直接关系到开放能级与国际竞争力；对企业而言，合规能力将成为“出海”的基础能力之一，数据合规、知识产权、反垄断与出口管制等领域的风险若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经营中断、资产损失和声誉受损。
围绕如何破题，与会专家提出多项对策建议，呈现出从规则、制度、能力到实践的系统化路径。
其一，面向人工智能等新兴议题，应强化规则标准研究与多边协调合作，在监管框架、伦理边界、责任分配等方面加快形成可操作的制度供给，以法治方式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与公共服务的带动效应。
其二，面向数字贸易与数字金融等前沿实践，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规则兼容性与可预期性，发挥开放平台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
其三，面向数字企业“走出去”，应聚焦出海常见法律问题开展系统化研究，强化合规指引、风险评估与纠纷应对机制建设，实现从单点合规向体系化合规转变，更好防范化解数智化时代涉外法律风险。
在具体制度供给层面，研讨会对海事海商法治与开放法治实践进行了讨论。
专家指出，新《海商法》修订体现了服务航运和贸易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在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本国国情与国际海事发展、特别法与一般法协同等方面强调统筹兼顾，着力平衡各方主体权益，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并以争端解决能力建设提升我国海事海商领域的吸引力。
针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新法相关条款纳入反制内容，被认为有助于充实涉外法律工具箱，增强应对外部打压遏制的制度手段。
在扩大开放与规则衔接方面，有专家从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的实践出发，强调要更好参照高水平国际规则，增强与国际规则协调体系的对接能力，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和促进国际法治建设，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涉外法治的重要路径。
数据治理议题同样成为关注重点。
与会人士提出，应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协同推进：个人层面以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为底线，完善全流程权益保护；社会层面加强网络治理与数据安全能力建设，构建一站式响应的数据安全集成体系，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国家层面聚焦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与国际协调难点，推动企业强化数据安全管理，让数据要素在规范有序前提下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展望未来，涉外法治建设将更多体现为“以规则促开放、以制度保安全、以能力强韧性”的综合工程。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国际投资协定中数字化便利化工具增多，信息透明、程序简化、监管可预期将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下一步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法律服务全链条上持续发力：既要加快新领域制度供给、提升跨境争端解决和合规服务能力，也要在国际合作与规则对话中增强主动性，推动形成兼顾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的治理方案，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
当数字化浪潮冲击传统法律边界，涉外法治建设已超越单纯的法律技术问题，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维度。
正如研讨会揭示的，只有将制度创新深度嵌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才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
这场关乎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较量，既需要法律工具箱的持续升级，更考验着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