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显现：战争成本持续侵蚀财政空间 以色列议会以62票对55票通过2026年预算案，意味着该国经济在制度层面进入更明显的“战时模式”；国防支出升至1430亿谢克尔，占预算总额的20.5%，较2023年加沙冲突前增加一倍以上。为应对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多线对峙，政府另设60亿谢克尔专项战争储备金，深入推高军事有关支出。另外，财政赤字目标由原定的3.9%上调至4.9%。尽管银行系统30亿谢克尔特别税款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压力，但该水平仍明显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新兴经济体约3%的警戒线。 深层动因：安全危机倒逼资源再分配 预算的大幅调整，直接反映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军事库存消耗处于高位，预备役动员规模也创下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新高。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政府债务规模峰值逼近2800亿谢克尔，折算为人均约2.8万谢克尔（约8900美元）。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加入冲突后，红海航运风险上升，带动进口成本抬升，该国1月通胀率回升至3.3%，超过央行目标区间上限。 连锁反应：市场与产业同步承压 金融市场已率先消化更悲观的预期：特拉维夫35指数单日下跌3.8%，为近12个月最大跌幅；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37个基点至5.02%。惠誉在维持A级主权信用评级的同时，将评级展望调为负面，并预测实际赤字可能升至GDP的5.7%。央行行长阿米尔·亚伦警告，当前4%的利率水平虽有助于抑制通胀，但会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作为支柱产业的科技行业已显露疲态：2023年融资额同比下滑46%，这一占GDP约18%的行业同时面临人才外流风险。 应对策略：在增收与压支之间求平衡 政府推出“增收节支”组合：对民事部门统一削减3%预算，动用超收的100亿谢克尔财政收入，并对中产阶级与科技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治层面，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争议性的兵役改革法案，以换取执政联盟支持。经济学界认为，这些措施短期内可缓解财政紧张，但若长期依赖债务扩张，压力仍将累积——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3年的60.1%升至2026年的67.3%，接近2003年第二波巴勒斯坦大起义时期的水平。 发展前瞻：在战事不确定性中寻找经济出路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经济正面临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更为复杂的政策两难。若冲突在第三季度前缓和，2024年GDP或仍可维持1.5%—2%的低速增长；若战线继续扩大，不排除出现技术性衰退。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米哈尔·阿米特表示，已着手制定“冲突长期化情景压力测试”，重点关注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是否触及5%警戒线。值得关注的是，预算案纳入海外侨民税收豁免条款，反映当局对人力资本流失的担忧——2023年第四季度已有1.2万名高技术人才迁出。
当前，以色列处在安全压力与经济约束叠加的关键阶段。如何在强化安全投入的同时控制财政风险、稳住增长与民生，将持续考验其政策协调与执行能力。该选择不仅影响以色列自身的经济走向，也折射出地区在动荡中推进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