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精细化程度提升，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期待不断提高，公安执法活动更频繁地处于“聚光灯”下。
客观上，依法监督对规范权力运行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少数带有情绪宣泄、利益博弈甚至恶意构陷的投诉举报，也可能对基层执法造成干扰，影响民警正常履职与职业尊严。
如何在“接受监督”和“依法保护”之间把握尺度，考验治理能力与制度建设水平。
问题：依法履职仍可能遭遇不实投诉，基层民警承受“程序压力”和“舆论压力”叠加。
滁州市公安局此次为5名遭不实投诉的民警集体澄清正名，正是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回应。
以其中一起案例为例，2025年11月7日，群众因对交通事故认定结果不满意，投诉交警孙亚军在执法中态度恶劣、语气生硬。
经相关机制调查核实，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最终认定为不实投诉并予以正名。
这类情况并非个案，若长期得不到及时澄清，容易让一线执法者陷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顾虑，影响执法效率与公共安全保障。
原因：不实投诉的产生往往具有多重成因。
其一，部分群众对法律规定、程序标准理解不足，将对处理结果的不满转化为对执法人员的指责；其二，个别当事人存在“以诉施压”的心理，希望通过投诉改变既定结论或争取额外利益；其三，在信息传播加速背景下，片面叙述容易放大情绪，形成对执法行为的误读；其四，少数恶意行为借助投诉渠道实施诽谤、诬陷，给基层治理带来额外成本。
上述因素叠加，使“合理诉求”与“无依据投诉”在具体场景中需要通过制度化核查予以区分。
影响：从个体层面看，不实投诉会对民警名誉与心理状态造成损害，影响职业认同感与稳定性；从执法层面看，频繁的无效投诉会消耗行政资源，延缓正常案件处置，甚至诱发“避险式执法”；从治理层面看，若不及时澄清事实，社会对执法公信力的判断可能被噪音左右，既不利于形成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也会削弱群众对规则与程序的信任。
反过来，若对投诉一概排斥、缺乏回应，也会损害群众监督权利，导致真正的问题得不到纠正。
因此，关键在于建立既能接住群众诉求、又能甄别恶意不实的闭环机制。
对策：滁州市公安局的做法突出“制度先行、组织背书、流程闭环”。
一方面，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多部门协同参与的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委员会，形成专门力量统筹受理、核查与处置；另一方面，制定并下发群众诉求澄清正名工作办法，明确不实投诉的情形界定，规范受理渠道、调查流程和结果反馈机制，推动维权保障从“个案处理”走向“规则运行”。
在此次仪式上，公安机关以组织名义公开通报、向民警颁发维权正名书，既对个体名誉作出修复，也向社会传递依法履职受保护、监督投诉有边界的清晰信号。
据介绍，今年以来该机制已为45名遭不实投诉的民警开展维权正名，体现出常态化运行趋势。
前景：面向下一步，制度化澄清正名有望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其一，与执法规范化建设同步推进，通过执法记录、程序公开、证据留存等方式，为核查提供更充分的客观依据，减少“各说各话”；其二，完善对恶意诬陷、造谣诽谤等行为的依法追责衔接机制，提升违规成本，净化投诉生态；其三，加强普法宣传与交通事故处理等常见领域的程序解读，增进公众对执法依据和裁量规则的理解，促进理性表达诉求。
总体看，随着制度更透明、反馈更及时、处置更规范，既能更好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让基层民警心无旁骛投入主责主业，形成良性互动。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执法者敢于担当、严格执法,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为执法者撑腰鼓劲。
滁州公安以制度化手段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实践表明,只有让依法履职的民警感受到组织温暖、免除后顾之忧,才能真正激发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这不仅是对民警负责,更是对法治建设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
期待更多地方借鉴这一经验,在维护民警权益与保障群众监督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