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专业“做得好”，公众“看不见、听不懂” 珍稀鸟类保护领域，浙江近年来在栖息地守护、种群恢复、人工繁育与野外回归各上持续推进，黄腹角雉、朱鹮、中华凤头燕鸥等物种保护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崔巍走访调研中发现，保护成效更多沉淀在科研与管理系统内部，公众端可感可知的内容偏少，社会对保护工作的理解存在信息差。一些必要的科研操作，如采集自然死亡个体样本、建立标本档案、开展救护转运等，若缺少解释，容易被片面解读，进而影响社会支持度与参与度。 原因——传播供给不足与协同机制不健全叠加 崔巍认为，出现“误读”与“距离感”，既有传播方式与公众需求不匹配的因素，也与跨部门协同不足有关。一上，保护工作具有专业门槛，高海拔繁育基地、海岛监测点等一线场景难以触达，日常科普多停留碎片化展示，缺少对“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有何价值”的系统讲述。另一上，部分地区对保护成果如何转化为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如何与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社区共治等区域发展形成联动，缺乏整体设计与稳定投入，导致“保护与发展两张皮”的情况仍有发生。 影响——公众支持不足将制约长效治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工程，单靠专业力量难以覆盖广阔空间与复杂场景。公众理解不足，会带来三方面风险：其一，舆论误解可能增加一线人员工作成本，甚至影响科研与救护的规范实施；其二，缺少社会参与会削弱社区共治基础，栖息地周边的日常巡护、风险预警、文明观鸟等行为规范难以形成自觉；其三，保护成果如果难以与地方发展形成正向循环，资金、人才与社会资源的持续投入将面临压力，不利于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保护体系。 对策——以“看得见的故事”连接科学、社会与治理 围绕“让公众看见并理解”，崔巍拟在今年建言中提出，推动珍稀鸟类保护从“专业闭环”向“社会共治”延伸：一是加强面向公众的表达体系建设，用影像记录、专题展陈、自然教育课程等方式，将繁育放归、栖息地修复、监测巡护等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体验、可参与的公共内容，讲清科学依据与伦理边界，减少误读空间。二是完善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统筹机制，在不破坏生态底线前提下，探索将观鸟、科普研学、生态文化产品等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保护带动认知、认知促进参与、参与反哺保护”的良性链条。三是推动多方力量协同，吸纳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文艺与传媒专业人士共同参与传播与科普，提高内容质量与传播效率，扩大社会覆盖面。 前景——从“少数人坚守”走向“多数人自觉” 崔巍表示，调研中最打动她的，不仅是数据曲线的回升，更是一线守护者对生命的敬畏与耐心。她正与专业团队合作，将走访见闻制作成视觉影像，并借助涉及的社会平台凝聚生态、科研、传播等多领域力量，推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珍稀鸟类保护正从单一物种保护迈向栖息地系统治理与公众共同守护并重的新阶段。让科学被更多人理解，让治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将成为提升保护成效的重要变量。
当艺术家的敏锐遇见科学家的严谨，当政协提案转化为社会行动，珍稀鸟类保护正在突破专业壁垒，成为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实践。这启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需要守护山林间的羽翼生灵，也需要在人们心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力，正是新时代生态环保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