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治理中，土地、邻里、劳务等纠纷往往发生在“家门口”，情绪激动、信息不对称、传统习俗与法律规范交织，容易在短时间内升级。
湛江硇洲岛南港村“法律明白人”介入调处的场景，折射出一个现实命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规则树立在日常，离不开可触达、可理解、可信赖的法治供给。
问题：基层纠纷多发与法治服务供需矛盾并存。
一方面，基层矛盾呈现类型多样、利益关系复杂、处理时效要求高等特点；另一方面，部分群众对法律程序、证据规则、权利义务边界理解不足，遇事“靠经验”“凭情理”的惯性仍在，若缺少及时引导与专业支撑，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与此同时，企业特别是涉外项目在投资、用工、合同、合规等方面对专业法律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对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治理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新型纠纷；基层法治力量相对分散，专业资源向下延伸仍需机制保障；一些地方在行政执法、纠纷化解、公共服务等环节存在标准化、信息化不足的问题，导致群众“找法不便、用法不熟”，也影响执法司法效率与公信力。
影响：法治建设的成效直接关系群众安全感、企业预期和社会稳定。
湛江的探索显示，当法律服务网络更密、执法流程更规范、调解力量更专业时，纠纷更易止于萌芽，社会运行成本随之下降，公共治理更具韧性。
数据显示，湛江在基层法治供给方面形成体系化布局：在全省率先实现法治副校长中小学全覆盖，相关经验入选教育部典型案例；122个乡镇（街道）均建立司法所长担任首席法律顾问制度；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208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326个，村（社区）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
2024年以来，1969个村（社区）配备529名法律顾问，组建“法律明白人”队伍约8000人，提供法律服务3.2万次，化解基层矛盾纠纷1.8万件。
人民调解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矛盾纠纷28033件，成功调处27914件，成功率达99%以上，并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102个，覆盖交通、医疗、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
对策：以制度牵引、以数字赋能、以多元共治提升法治供给质量。
其一，推动法治力量向基层常态化配置。
湛江以首席法律顾问、村（社区）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等队伍建设为抓手，形成“专业力量下沉+熟人社会嵌入”的治理格局，使群众在遇到矛盾时能第一时间找到“说得清、讲得明、用得上”的法律帮助。
其二，提升执法司法质效，以规范促公信。
湛江以政法改革为突破口，在司法领域探索“府院联动”，通过多方协同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在行政执法领域推进“三项制度”全面覆盖，推广应用“粤执法”平台，平台办案量从16011宗提升至42587宗，同比增长166%，实现执法流程可追溯、可监督，减少随意性与争议空间。
其三，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便利更可及。
湛江构建“市—县—镇—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12348”热线接通率达98%，并通过智能化咨询工具提供7×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上半年累计服务达170462人次，缓解基层咨询高峰压力，提高法律服务触达率。
其四，围绕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补齐涉外法治短板。
作为南海门户城市，湛江在重点园区和平台推进涉外法治服务供给，如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巴斯夫项目设立涉外企业调解工作站，在徐闻县相关交易中心设立涉外法治讲堂，探索“产业链上配套法治服务”的路径，以更稳定的规则预期护航项目建设与经贸往来。
前景：从“有法可依”走向“依法善治”，关键在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下一步，基层法治建设仍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加力：一是进一步提升“法律明白人”与调解员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完善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避免“有队伍无能力”；二是推动行政执法、人民调解、司法确认、诉讼服务之间的衔接更加顺畅，用更清晰的程序实现“调解优先、诉讼断后”；三是围绕涉外经贸、跨境争议、企业合规等领域强化专业人才与服务平台建设，以法治化营商环境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法治资源更精准地下沉、数字化工具更普遍地应用、社会力量更有序地参与，基层治理将从“事后处置”更多转向“事前预防”和“源头治理”。
法治建设的根基在基层，活力在创新，成效在惠民。
湛江的实践表明，只有将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才能真正实现"法治为民"的庄严承诺。
这座滨海城市以实实在在的举措诠释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深刻内涵，其经验值得更多地区借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