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童装店、一条烟雾缭绕的烧烤摊、一部屏幕微亮的手机——这是温雄珍日常生活的三个坐标。
这位新晋走红的"烧烤诗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坚守，什么是诗意的生活。
温雄珍的诗歌之路始于1993年春节。
那年，她在姑妈家读到席慕蓉的诗集，被其中优美的表达深深打动，由此打开了文学的大门。
收音机里的歌曲、电视机里的独白，都成为了她学习文学的养料。
十五岁时，小学未毕业的温雄珍从广西来到广东务工，进入工厂开始了打工生涯。
在工厂期间，她利用一切机会接触文学作品，《打工文艺》《佛山文艺》《读者》等杂志成为她的精神食粮。
1994年，她在《江门文艺》发表了第一首诗歌，虽然作品还显稚嫩，但这次发表点燃了她对诗歌创作的信心。
然而，坚持创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搬到东莞不久，丈夫因车祸住院，巨大的医药费和照顾家庭的重担几乎压垮了温雄珍。
那段时间，她陷入了创作的真空。
直到堂弟的一通电话唤醒了她。
当时，她正弯着腰背着儿子，蹲在地上洗着一大盆衣服。
那一刻，她意识到诗歌不仅是爱好，更是支撑她度过困境的精神支柱——是自由呼吸的空间。
从此，温雄珍更加坚定地继续写作。
生活本身成为了温雄珍最好的创作土壤。
她将身边的人物故事融入诗歌创作。
"我喜欢看她拧水瓶盖的动作，那里有悲伤，她总是拧得太紧"——这是对菜市场扫地阿姨的刻画；"习惯不说离别，只是说到镇上去买糖"——这是元旦与家人团聚时的温暖记忆。
她用笔触捕捉底层劳动者的细微情感，记录时代发展中被忽视的个体故事。
这些诗歌不是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真实生活的有温度的表达。
工作的间隙成为温雄珍的创作时间。
每天下午四点半童装店结束营业后，她匆匆赶往烧烤店上班。
在烟熏火燎与催促的叫单声中工作到凌晨一点，回到家后，白天积累的灵感便在微亮的手机屏幕中化作一篇篇诗歌。
这样的创作方式持续了多年，温雄珍已经创作了2000多首诗歌。
她的作品陆续在《诗刊》《中国作家》《文艺报》等权威刊物发表，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
2025年10月，她的首部诗集《在炭火上安居》出版，标志着这位打工诗人的创作成果正式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温雄珍的创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024年，她被老家的文联老师推荐给同为"打工诗人"出身的著名诗人郑小琼，随后又被推荐给东莞文联。
这为她提供了更多参加文学交流和学习活动的机会，也让她认识到了更多创作者和读者。
在与读者的互动中，温雄珍深刻体会到了文字的力量。
一位患有忧郁症的网友留言，表示读到她的作品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这样的反馈让温雄珍更加明白自己创作的意义和责任。
对于"烧烤诗人"这个标签，温雄珍坦然接纳。
她认为这个身份标签代表了自己创作的一个方向——透过烧烤架去观察另一种场景、另一种生活状态。
农村老家、工厂务工、菜市场摆摊、烧烤摊兼职等经历，都是她诗歌创作的土壤，让她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看待社会的发展。
她经常去东江边坐着写诗，那是她的秘密基地。
"东江有一条河，它是向西南流的。
逆行的江，和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逆行而上。
"这样的表述既是对自己创作之路的写照，也是对坚守精神的诠释。
温雄珍的故事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她代表了一代打工者的文化自觉和精神追求。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在物质生活的奔波中，也渴望精神世界的充实。
温雄珍用实际行动证明，坚持和热爱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开花结果。
她的诗歌记录了这个时代底层劳动者的真实状态、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些作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人文价值。
温雄珍的诗行间跳跃着烧烤摊的星火与东江的浪花，这个用左手生活、右手写诗的劳动者，正在改写"文艺创作"的传统定义。
当越来越多的基层工作者开始用文学安放灵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精神突围，更是一个民族文明水位线的悄然上升。
这种源自泥土的创作力量，或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最珍贵的生长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