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七十日定蜀”缘何难以转化为“长久治理” 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形险要、物产富庶，既是中原政权经略西南的重要支点，也是地方势力容易自立的区域；同光三年，后唐大军由关中入蜀，迅速瓦解前蜀政权，战事推进之快、声势之大，在当时并不多见。按常理，夺取巴蜀后可据“天府”供饷筹粮、造舟楫顺流东下，统一似乎更近一步。但现实是：平蜀余波未平，后唐在巴蜀的统治架构很快失衡，两川由“可控”转为“难控”，最终再度走向割据。
后唐平蜀之快，说明了军事动员的效率；巴蜀失守之速，则暴露出权力运作的脆弱。历史一再表明——治理的关键不在一时胜负——而在长期的制度信用与政治稳定。中央若能以清晰规则安定功臣、稳住地方、延续政策，地理险阻未必必然催生割据；反之，即便夺得“天府之国”，也可能在内耗中迅速失去。对任何追求长治久安的治理者而言，这是一堂沉重而清醒的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