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年行动“定了规矩”之后，难点转向“把规矩用好” 2020年6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标志着国资国企改革从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走向系统攻坚。三年行动强调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推动一批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破解。随着各项任务陆续完成，改革关注点正由“建章立制”转向“制度落地见效”。此阶段，股权结构是否科学、法人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决定市场化经营机制能否真正嵌入企业运行，成为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所在。 原因——历史包袱、治理惯性与利益平衡交织，股权与治理最易“卡脖子” 从实践看，国企在公司制改革、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资产证券化、主辅分离等探索也不断增多。另外，一些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后仍存在“股东作用发挥不足”“权责边界不清”“董事会治理不实”等现象：有的重股权设计、轻运行规则，导致不同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安排不明；有的治理结构形式上完备——但授权放权不到位——决策效率与风险控制难以平衡；还有的在改制重组中忽视程序合规、资产定价与职工安置等关键环节，埋下纠纷隐患。 造成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一是部分企业改革目标与经营目标衔接不紧，股权优化未能与战略定位、业务布局同步推进；二是治理体系建设受惯性影响，制度执行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三是混改、重组牵涉多方利益，若缺少清晰规则与专业把关，易出现反复调整、成本上升。 影响——治理效能决定改革成色，风险上升倒逼合规能力建设 改革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企业活力、效率和竞争力上。股权结构不清、治理制衡不足，会导致决策链条拉长、激励约束失衡，影响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也容易在投资并购、产权转让、破产重组等环节触发争议。公开司法数据亦反映出涉及的案件数量较为集中，涉及国有资产、股权治理、改制、职工安置、破产重整等领域的裁判文书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高位，说明在改革深化阶段，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的压力明显加大。 从宏观层面看，国企承担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等职责。若治理体系不顺畅、市场化机制不充分，不仅影响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也会削弱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的整体效果。 对策——以“管资本”为导向，抓住股权与治理两端发力 业内人士认为，巩固三年行动成果，需要把握“管资本”改革取向，强化资本运作与价值管理能力，推动更多企业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等模式转型升级。围绕股权与治理深水区，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优化股权结构与权利安排。混改、重组与产权交易应坚持规范程序，明确控股权、表决权、信息权、收益权等核心权能，完善章程与协议体系，形成可执行、可追责的制度闭环。 二是提升法人治理实效。推动董事会建设与授权放权落到实处，健全外部董事制度和专业委员会运行机制，完善经理层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形成有效制衡与高效决策的治理格局。 三是加强合规与内控体系。围绕重大投资、资产处置、关联交易、薪酬激励、职工安置等高风险领域，完善合规审查、风险评估和全过程留痕机制，避免程序瑕疵引发后续争议与成本反复。 四是发挥专业服务的“安全阀”作用。改革涉及政策、法律、财务、评估等多维度要求，引入专业机构全流程参与，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执行效率、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改制重组、员工持股与激励约束设计、破产重整等复杂事项中，可通过前置审查和风险隔离提升改革质量。 前景——从“改革任务完成”走向“治理能力提升”，国企竞争力有望再上台阶 面向未来，国资国企改革将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改革重点将从“完成清单”转向“能力建设”。随着公司法等相关制度环境持续完善、监管规则更加精细，国企治理将面临更高标准：既要守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合规底线，也要在市场化竞争中提高效率、强化创新。可以预期，股权结构更清晰、治理机制更有效、激励约束更匹配的企业，将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结构调整中获得更强韧性与更大空间。
国企改革越往深处走，越要靠制度、靠规则、靠执行。把股权结构“设计好、运转好”，把法人治理“立得住、衡得准”，才能让市场化机制真正成为企业的内生动力。面向未来，持续以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方式巩固改革成果，才能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优势，推动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