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先说说晋国那边的事儿。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退休，魏舒接了班。他在练兵场上做了个大胆的动作，把铁锹和盾牌给摆出来了。这是干什么呢？魏舒把沿用了三百多年的老规矩给废了，改成了用步卒排成严整的方阵。这套方阵让步兵成了战争的主角，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头一遭。据记载，“魏舒方阵”每伍八个人，手里拿着长戟，配着短戈和橹盾，进的时候一块儿走，退的时候也一块儿停。这阵势密集得很，冲击力也猛，比古希腊的多立斯方阵还要早110年。靠着这股铁脚板的劲头，韩、赵、魏三家把范氏和中行氏甩开了，为后来三家分晋打下了基础。 再把镜头转到鲁国。鲁定公五年，季平子突然死了，家臣阳货把桓子给囚禁了，还杀了季氏的嫡长子。定公正好趁着这个乱子平事，问手下谁能帮他收拾“三桓”。孔子站了出来接了这个活儿。他为什么敢呢？一方面他跟阳货以前有过节，现在成了“政治正确”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主张“正名”，觉得家臣不该做大；再加上他名声在外，国家正需要人才。 于是定公一路给孔子升官：先当中都宰，再做司空，最后当了司寇。鲁定公十年的时候，齐景公邀请鲁定公去夹谷开会结盟。孔子提前做了准备：左边安排了一千甲士埋伏在山后，右边安排了弓弩手藏在海边。齐景公原本打算劫持定公的计划被破坏了，孔子用“八佾舞于庭”的气势把他镇住了。齐景公当场就把郓、汶阳、龟阴这三座城还给了鲁国。“夹谷之会”成了孔子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 四年后，鲁定公让孔子“代行相事”，相当于让他做副总理。孔子掌权三个月后，鲁国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好现象：做生意的不敢造假钱，老百姓都知道讲礼貌。消息传到齐国那边后，齐景公心里着急了：邻居要是变强了，我们怎么睡觉都不踏实？于是他连夜送了八十个美女和三十匹好马到鲁宫去。 定公和季桓子整天沉迷于美色和享乐里。祭祀之后连祭肉都不肯分给孔子的弟子们吃。孔子知道“礼乐已经崩坏”了，干脆就辞职不干了。这一走就开始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那一刻起，孔子跟定公的合作就结束了。两人本来都想恢复周礼的理想却在美色面前变了样子。屈原写《离骚》时骂过楚怀王“半途而废”，现在孔子也跟着屈原的脚步走出了曲阜城门。 其实不止是孔子和魏舒这两个人，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魏舒把晋军从车战改成步战最后死在了六卿的刀下；孔子用方阵思想整顿鲁国秩序结果败给了齐国的美女。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制度方案却没能战胜人性里最顽固的弱点。 历史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改革者，缺的是那些在诱惑面前还能坚持初心的君主。魏舒和孔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碰不到能自我约束的权力也只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