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给深化中国叙事理论本源，就得好好梳理一下文史交融这块老底子。咱中国的学问里头，文学和史学向来就像车轮和翅膀那样，紧紧连在一块儿。这种“文史不分家”的老规矩，可是中华文明说话办事的一大靠山。不过到了近代，因为学科分得太细，大家越走越远，虽然各自在自己地盘上有了大丰收，但俩家伙在最开始的理论根子上反而有点脱节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文学和史学之间那条隔着的墙给推倒，让大家好好聊聊，这对咱们研究新理论、弄明白中华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关键。这种必要性，在琢磨中国叙事理论怎么来的问题上最明显。“叙事”这东西不是光小说里有，它是一种能超越具体体裁的存在。它最开始的样子和内核，都是从写史书的时候慢慢长出来的。研究发现，起码到了宋代，像秦观、真德秀这样的读书人已经把“叙事”当成了一个文类看，不过那时候主要指的是编史书。 这就说明咱们中国说的“叙事”，根子扎在史学里头。史学批评对咱们搞叙事理论那可是头功一件。古代史学家特别重视“叙事”，心里头想的就是拿“事”当本钱，讲究个真实记录。这种死磕真相的劲头不光管着历史书咋写，也把整个文学的故事路子给带歪了。有专家就说了，史学家那个要写实话的劲头，对后来小说里写现实主义有很深的影响。好多后面用的那些批评词儿和想法，往上倒腾一下全是从史学里扒拉出来的。比如小说里那个“实录”的观念，就是从史学批评里冒出来的。 你要是搞不懂魏晋甚至更早那会儿史学要独立出来的时候产生的那些评论资源，就很难把咱们这套理论的发芽长叶的过程摸透。后来西方来了叙事学理论，国内也跟着想建“中国叙事学”，好多人都盯着明清小说点评说话。相比之下，史学界在这事儿上好像不怎么热心。因为学科分家导致的讨论重心不一样，虽然大家自己的研究做得越来越细了，但也把大家看同一件事的眼光给隔开了。 其实总结中国的叙事经验、提升理论高度，不可能脱离文史关系这一大框框单打独斗。清代章学诚那本书早就把“文”和“史”的关系讲得透透的。现在琢磨历史叙事跟文学叙事的关系虽然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根子上还是逃不出那个大范畴。这就要求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得一起使劲儿往前走，一边守着自家的老规矩，一边还得主动看看对方的东西、用用对方的脑子。 把文史这两个学科揉在一块儿并不是要搞混规矩或取消界限，而是想治好因为只看一面带来的眼瞎毛病。它其实是在鼓励大家为了解决问题搞跨学科的合作。只要系统地看看史学批评是怎么成了文学理论的“老母亲”或者是“先行阵地”，把那些散落在不同学科的资料和想法都拢到一块，咱们就能给中国叙事学或者更广泛的文艺、史学研究提供更硬气的依据、更厚实的资料和更开阔的眼界。 这不仅是做学问的内在需要，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深挖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搭起咱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架子的必须要求。回头看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文史交融既是老传统更是好东西。现在学科体系虽然完备了，但咱们得重新审视一下怎么在文学和史学之间搭个桥让大家互相通通气。 这样做对于打破学术瓶颈、整出点儿原创性的新说法特别有意义。这就需要咱们学界的朋友都有颗开放包容的心肠去打破那些无形的墙子头上下功夫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理论源头，好给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增添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