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书中记录了五位“循吏”，他们的事迹给今天的官场提供了五把参考尺子。司马迁为何只挑选汉朝以前的古人作为“循吏”，而把“酷吏”留给汉代？这是因为“清官”太难得，以至于史家都不愿多写。不过，通过司马迁的笔墨，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位“循吏”的背影。他们都是守法循理的好官员，所以“清官”二字自带史书滤镜。今天的官员可以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孙叔敖是楚国的相臣，他面对“全国换新车”的任务时，没有用口号和罚俸禄来强制推行。他让基层官员先换新车，作为榜样给百姓看。半年后，百姓们争相抬高马车技术升级，把这个政策顺利实施下去。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便民”不必靠“束民”，只要给大家树立榜样，让他们自觉行动。 子产是郑国的宰相，他用了26年的时间把这个乱国治理好。子产没有急于求成或者搞大口号，而是把治理权交给时间。26年后子产去世了，全国上下都为他哭泣哀悼。时间是最好的政绩证明。 公仪休是鲁国的宰相，他提出“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的原则。他还拒收那些知道他喜欢吃鱼的宾客送的鱼。公仪休明白一个道理：今天收一条鱼，明天可能就没鱼吃了。他把边界提前划好，这样就省去了以后道歉的麻烦。 石奢是楚国的官员，他放了自己的父亲却夜不能寐。石奢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让父亲伏法则失孝；纵父亲逃法则失职。最后他选择自刎谢罪来化解这个困境。亲情与公器冲突时，“解铃还需系铃人”。 李离是晋国法官，因为错听下属判错了案而选择自杀。晋文公想替李离推卸责任时，李离回怼说：“位高禄厚者责难避”。随后李离就自杀了——把法治尊严提前写进了血里。 司马迁合上笔后留下五把尺子：爱民、拒贪、管好家人、有担当、敬畏权力。这五把尺子何尝不是今天百姓对为政者的热切期盼呢？清官难做是因为每一把尺子都刻着“人心”二字；可正因为难才需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