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科普“只讲事实”不再够用。 调研显示，92%的学生认为学术型科普重要或十分重要。学术型科普以服务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强调科研兴趣激发、科研方法普及、前沿传播与跨学科交叉等内容，具有“高阶科普”的特征。另外，现实环境正发生变化：公众受教育水平提高、信息传播加速、议题更趋复杂，许多科学议题与公共健康、产业选择、伦理规范、资源配置等紧密相连。仅靠“把知识讲清楚”越来越难以回应公众的深层关切，也难以有效化解争议与误解。 原因——信息传播天然嵌入社会语境。 科普常被理解为中立的知识传播，但在具体实践中，科普内容的取舍、话语的侧重、受众的选择、传播的目的，都不可避免地体现某种价值取向。尤其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议题上，公众关心的不只是“是什么”，还包括“为什么重要”“风险与收益如何权衡”“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应遵循怎样的伦理边界”等。传统“缺失模型”式的单向科普，往往假设只要补足知识缺口，公众就会形成理性认知并转化为支持态度。但在多元价值并存、风险感知差异显著的语境中，这个假设日益失灵：当科学事实与切身体验、利益分配或道德判断发生碰撞时，单纯增加信息量并不必然带来共识，甚至可能加剧对立。 影响——科普的社会属性凸显，治理需求上升。 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系创新文化培育，也影响社会对科技政策、技术应用和科研投入的理解与支持。当科普停留在“事实陈述”层面，可能出现三上风险：一是传播目标与公众需求错位，导致“讲得对、听不进”；二是忽视伦理与社会后果讨论，使复杂议题被简化为立场对立；三是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的渠道不足，科学决策的社会沟通成本上升。相反，强调价值自觉的科普，能够在传递知识的同时解释决策逻辑与公共利益考量，推动公众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理性参与者”，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科技创新的理解与支持。 对策——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价值自觉型”科普能力。 一要在选题上坚持公共导向与战略导向统一。新修订科普法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意味着科普选题既要回应国家战略，也要贴近民生关切，将“公众真正需要知道什么”与“国家发展需要传播什么”结合起来。《2024年度科普中国选题指南》等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体现的正是以目标牵引选题的思路。 二要在表达上强化透明与可讨论性。对不确定性、风险边界、利益权衡要讲清楚，避免把复杂问题“宣传化”“口号化”。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应更多呈现证据链条、研究过程与结论条件，让公众理解科学结论的适用范围，而不是只给出结论。 三要在机制上从单向传播转向互动沟通。面向学生群体的学术型科普，应更多设置“可参与”的路径，例如开放科研资源、方法训练、实验设计思维、跨学科案例讨论等，让受众在问题解决中形成科学思维与价值判断能力的协同提升。 四要在队伍建设上提升复合能力。高阶科普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公共沟通、伦理意识与社会科学视角。应推动科研人员、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与媒体共同协作，形成“专业—传播—治理”相衔接的科普供给体系。 五要在评估上从“点击量”回到“公共效益”。对科普传播效果的衡量，不能只看传播范围，更要看是否提升公众理解力、是否促进理性讨论、是否有助于社会对科技治理形成共识。 前景——学术型科普有望成为连接科技创新与社会认同的关键纽带。 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进入密集突破与加速应用阶段，科学议题将更频繁地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学术型科普若能在坚持科学严谨的同时，主动回应公共利益与社会关切，强调责任伦理与治理参与，将有助于把前沿科学转化为社会可理解、可讨论、可参与的公共知识，更夯实创新文化土壤，为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当科技创新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科普工作正从知识传播的边缘走向社会治理的中心。"价值自觉型"科普范式的确立，不仅关乎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更深刻影响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文化根基；这提醒我们：在追逐科技前沿的同时，更需要保持对科学发展人文维度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