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在其末年遇到极为严峻的军事形势。据史料记载，蜀汉全国总人口仅约九十万，可动员的军事力量更是捉襟见肘，可用兵力不足十万。其中，镇守沓中、汉中地区的姜维部队约八万人，永安三峡驻军一两万人，绵竹等关隘仅有数千兵力，成都守军也不过数千人。这种兵力分散的局面，使得诸葛瞻在绵竹一线能够调动的出征兵力极其有限，顶多数千人规模。相比之下，邓艾率领的魏军先锋加上后续部队达到两三万之众，双方兵力对比悬殊，蜀军处于明显的数量劣势。 诸葛瞻的战略判断存在多处失误。首先，他对敌情的认识不足。邓艾并非孤军深入，魏将田章的部队已经渗透并与邓艾主力汇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事集团。诸葛瞻未能准确掌握这个关键信息，导致对敌方实力的评估出现偏差。其次，他对战场条件的选择不当。此时蜀汉主力部队已经前往剑阁与钟会部队对峙，成都仅剩戍守部队，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组织程度远不足以与邓艾精锐之师进行正面野战。在这样条件下，诸葛瞻仍然选择了主动出击，这是对自身军事条件的严重高估。 更为关键的是，诸葛瞻对战争全局的战略认识存在根本性缺陷。邓艾率领三万大军深入蜀地腹地，本身处于补给线拉长、后援不足的危险境地，急于速战速决以巩固战果。此时蜀汉的最优选择应当是坚守绵竹等险要地形，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拖延邓艾的进军速度，争取时间等待姜维部队分兵夹击。剑阁险关几乎无法突破，若能有效迟滞邓艾的推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蜀汉的胜算将大幅提升。然而，诸葛瞻与姜维之间存在的矛盾分歧，最终导致他放弃了这一最为稳妥的战略方案，转而选择了最为冒险的正面决战。 这场战役的失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诸葛瞻在绵竹战死，蜀汉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战役的失败打开了通往成都的大门，邓艾得以长驱直入，最终导致蜀汉政权的迅速瓦解。一个曾经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的政权，就此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绵竹之战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暴露了蜀汉长期积累的制度问题；诸葛瞻的失误固然关键，但战役更警示我们：弱国防御需依靠体系而非个人。审视历史，理性决策、协同机制与防御韧性始终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