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兴”何以出现，又何以难以持续；史料显示，万历初年朝廷一度出现政令较为通畅、财政有所好转、吏治趋严的局面，后世概括为“万历初政”的新气象。但这个势头并未延续到中后期：皇帝长期疏于理政，政务运转更多依靠文书代拟与官僚惯性维持，边患与内政矛盾相互叠加，成为明代由盛转衰的重要注脚。要解释这种反差，关键在于早期治理为何奏效、后期又为何失灵。
李太后以严教促成万历早年的振作，也在无意间映照出更深层的命题：治国贵在常态——重在约束——成于制度。历史并非简单评判个人功过，而是在提醒后人，任何“中兴”若缺少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与权力自我校正，往往只能昙花一现，难以走向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