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过度检查现象普遍，患者负担持续加重 近年来，患者就医时常遇到检查项目多、费用高的问题。一些患者反映，因普通症状就诊，却被安排包括CT、核磁共振内的多项大型影像检查，用药也多为价格较高的进口制剂。类似情况在基层医疗机构和综合性医院均不同程度存在，引发关注。 国家医疗保障局涉及的数据显示，近年医疗费用增速持续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其中检查检验费用占比上升明显。过度医疗不仅增加患者负担，也带来医疗资源的结构性浪费，与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改革方向不一致。 二、原因：薪酬机制错位，利益导向扭曲医疗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医学专家朱同玉在今年两会期间指出，过度医疗的深层原因在于薪酬分配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当前，部分公立医院仍将医生绩效奖金与科室创收直接挂钩，容易形成“多检查、多用药、多创收”的链条。 在这种机制下，接诊量、检查项目数量、用药价格等与收入关联度较高，客观上对医生形成偏离诊疗规范的压力。朱同玉认为，医生的价值应更多体现在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而不应以为医院带来多少收入来衡量。让医生被动承担“销售”角色，背离了医疗职业精神。 从制度层面看，当激励与公共服务目标不一致时，行为容易向收益最大化倾斜。公立医院兼具公益属性与运营压力，如果缺乏有效约束与合理补偿，逐利倾向就难以遏制。 三、影响：医患信任受损，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弱化 薪酬机制扭曲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费用上升，更在于医患信任被持续消耗。患者往往难以判断检查是否必要，进而对医生动机产生疑虑；不少医生也表示，在尽责诊疗的同时承受不信任，职业尊严受到影响。信任缺口扩大，使医患关系长期紧绷，不利于形成稳定有序的医疗环境。 同时，逐利机制削弱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资源更容易向高利润项目集中，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深入加剧资源配置失衡，与保障基本医疗权益的改革目标形成冲突。 四、对策：立法明确公益属性，重构科学薪酬体系 针对上述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宋兆普提出，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从法律层面划定医疗机构行为边界，避免公共医疗资源过度商业化。 在薪酬体系上，代表委员普遍建议建立以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诊疗规范执行等为核心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切断医生收入与科室创收的直接关联。同时，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等方式，为公立医院提供更稳定的公益性运行保障，减少医院依赖过度医疗维持运转的制度诱因。 此外，加强医疗行为监管、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广按病种付费等，也被认为是遏制过度医疗的重要配套措施，以多维制度安排形成有效约束。 五、前景：改革深化推进，医疗生态有望重塑 目前，国家层面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持续推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要求各地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探索更能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分配机制。部分省市先行试点，初步建立以岗位职责、技术难度、服务质量为主要依据的考核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 两会代表委员的集中发声，进一步凝聚了改革共识，也为政策完善提供了来自一线的依据。随着措施逐步落地，公立医院公益属性有望加强，医生价值将更多通过技术与服务体现，医患关系的制度性修复也将获得更坚实的支撑。
医学检查的目的在于提高诊断准确性与治疗安全性，而不应变成衡量医疗价值的“数量竞赛”。让医院公益属性更清晰、薪酬考核更科学、诊疗行为更规范，既是对医务人员专业劳动的尊重，也能切实为群众减负、为医疗体系提效。让每一项检查都“有依据、有效益、可解释”，医疗才能更好回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