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仍占主导的清代，做官曾是读书人的最高目标。但在光绪年间，京城却频繁出现六品以下官员集体请辞的现象。史料显示，1885至1895年间，刑部、礼部等衙门离职文官超过百人，其中七成以上转入民间私塾任教。
清末“弃仕从教”并非个别人的际遇，而是一面镜子：当制度保障不足、生活压力上升、职业预期走弱时，人才会用脚投票；当教育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回报与社会尊重时，就会成为重要的吸纳方向；回看这段历史，启示在于以更扎实的制度建设维护公共岗位的公信力与吸引力，也以更清晰的专业标准和更完善的保障体系支撑教师队伍，让“教书育人”既有荣光，也有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