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处理难”到“结构性矛盾”并存 在深圳罗湖玉龙旧填埋场，沉积多年的陈腐垃圾被分批开挖、筛分后送入焚烧炉，转化为稳定电力并并入城市电网，腾挪出的核心区土地也为城市更新预留空间。玉龙填埋场自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累计堆存废弃物超过410万吨。如今，通过系统化治理，环境“负资产”正在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 放眼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已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但随着产能快速扩张，一些地区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产能闲置：有人“抢垃圾”、有人“烧不满”，新的供需匹配问题开始显现。 原因——技术迭代、制度供给与生活方式变化共同驱动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起步并不轻松。早期生活垃圾含水率高、热值偏低，焚烧需要额外助燃，运行成本高、稳定性不足。进入本世纪以来，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带来垃圾成分变化，可燃物比例上升，热值改善，焚烧发电的技术经济性随之增强。 ，市场机制与政策工具持续完善。2005年前后，BOT等模式在行业推广，社会资本带来设备、运营管理和融资能力，叠加上网电价等政策支持，推动焚烧从“能运行”向“更高效、更稳定”升级。 更关键的是监管体系逐步走向规范与透明。2016年起，相应机构推动焚烧厂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并公开排放信息；2020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上线，公众可查询各厂污染物浓度、炉温等运行数据。以公开促规范、以数据促达标，为行业发展划定清晰边界。 影响——处理能力跃升，减量化资源化成效显现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全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由23.8万吨提升至116.6万吨，接近五倍增长。2020年起，焚烧处理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中超过卫生填埋并居首位；到2023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达78.3%，卫生填埋降至13.2%。 排放控制标准也不断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现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对二噁英等关键指标提出严格要求，二噁英排放限值为每立方米0.1纳克毒性当量。按照安排，新国标将于2025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对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提出更高要求。多地在国家标准基础上更加严，例如浙江提出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拟显著严于国标。部分地区监测结果显示，个别焚烧厂二噁英实测浓度远低于限值，说明通过工艺优化与精细化运行，排放治理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对策——以“调结构、提效率、强约束”应对产能分化 随着产线逐步“拉满”并进入规模化阶段，全国层面出现设计能力超过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的现象。对焚烧炉运行情况的梳理显示，部分项目存在不同程度闲置。但业内普遍认为，这种“过剩”并非简单的总量问题，更突出表现为区域不均衡与阶段性错配：东部部分地区负荷率较高，而一些城市群周边或人口变化较快地区负荷偏低。以负荷情况看，浙江部分焚烧厂平均负荷率较高，天津等地相对偏低，山东整体运行较为平稳但同样存在结构性差异。 鉴于此，行业开始多路径优化供需匹配： 一是拓展协同处置边界。在符合环保和工艺要求前提下，部分项目探索掺烧一般工业固废，提高装置利用率，同时促进区域固废协同治理。 二是推进存量治理工程。对封场多年填埋场实施开挖治理，将陈腐垃圾筛分、掺配后进入焚烧系统，既补充“燃料”，也加快消除填埋环境风险。以山东为例，2024年焚烧厂掺烧陈腐垃圾154.41万吨，约占焚烧垃圾量的5%，既提升了产能利用，也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治理。一些城市还通过跨区域协调生活垃圾调运与开挖存量垃圾相结合，缓解阶段性缺口。 三是以更严标准倒逼升级。超低排放改造、在线监测与信息公开、运行参数精细化管理将成为行业“必答题”。在“看得见的数据”约束下，设施必须以稳定达标为底线，持续降低污染物排放并提升能效水平。 前景——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运营”的关键窗口期 综合看，我国垃圾焚烧发电正在从快速建设期进入运营提质期。未来一段时间，行业竞争将更多体现在稳定达标、能效水平、协同处置能力以及与城市更新、园区用能体系的耦合程度上。随着新国标实施和地方加严标准落地，行业将加速分化：技术路线更先进、管理更规范、与区域固废体系协同更好的项目，有望在更高标准下保持高负荷运行并形成综合收益；反之，缺乏稳定垃圾来源、治理水平不足的项目将面临改造、整合或功能调整压力。 同时，旧填埋场治理、陈腐垃圾开挖等存量工程将释放新的治理需求与产业空间，与城市更新、土地再开发、生态修复形成联动，推动“减污降碳、资源循环、空间再生”一体化实施。
从被动处理到主动经营，中国垃圾发电产业的发展轨迹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这场涉及城市治理、能源结构与生态文明的综合变革，正在重塑现代化进程中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当更多城市用生态账统筹经济账，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将更加清晰。